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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展览中的故事·之四

2015-04-16 作者: 来源:劳动午报

 
  14.淝水之战
  【出自《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五晋纪二十七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下太元八年(癸未,公元383年)】
  淝水之战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之一,发生于公元383年,前秦出兵伐晋,于淝水(今安徽省寿县的东南方)交战,最终东晋仅以八万军力大胜八十余万前秦军。
  西晋末年,在南方,晋琅邪王司马睿于公元317年在建康(今江苏南京)称帝,建立东晋。在北方,由氐族人建立的前秦国先后灭掉前燕、代等割据国,又于公元373年攻占了东晋的梁(今陕西汉中)、益(今四川成都)二州,将势力扩展到长江和汉水上游。前秦皇帝苻坚踌躇满志,欲图统一南北,对东晋发动大规模进攻。东晋将领谢玄针对前秦军将士厌战、苻坚恃众急于决战的心理,派人前往前秦军营要求前秦军略向后撤退,以便晋军渡水决战。阳平公苻融下令稍退。不料前秦军一退不可止,东晋降将趁机在阵后大呼秦败,前秦兵大溃,东晋乘胜追击,苻坚逃至洛阳,仅剩十余万人。
  淝水之战的结果,使得东晋王朝的统治得到了稳定,有效地遏制了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侵扰,促使北方地区暂时统一局面的解体。
 
  15.文景之治
  【《资治通鉴》卷第十三汉纪五太宗孝文皇帝上之高皇后二年(癸亥,公元前178年)等】
  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治世,奠定了其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将汉朝推上顶峰的基础。
  汉初,社会经济薄弱,朝廷重视民生,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文帝二年(前178年)和十二年(前168年)分别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是租率最终减为三十税一。文帝十三年,还全免田租。对周边敌对国家也不轻易出兵,以免耗损国力。
  文帝生活十分节俭,国家的开支有所节制,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文帝重视农业,曾多次下令劝课农桑,鼓励农民生产。
  汉景帝也十分朴素,仁厚爱民。和匈奴的战争始终控制在一定的规模内,依然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
  景帝崇尚黄老之说,减少刑罚,减少赋税,兴修水利,提倡农业,要求人心不服的案子进行重审,以免冤狱发生。百姓富裕,安居乐业,一派盛世景象。
  随着生产日渐得到恢复和发展,汉王朝的物质基础大大增强,成为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也为后来汉武帝征伐匈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6.光武中兴
  【《资治通鉴》卷第四十二汉纪三十四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上建武六年(庚寅,公元30年)等】
  东汉统治者将民本思想作为定国安邦的统治思想,他们以“天应民心”为理论依据,提出“制君限臣”的实践理念,“足民”、“保民”、“治民”的实践措施,以及“以农为本”的操作原则,最终构建了民本思想的理论体系。
  东汉的民本思想和民生理念,在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时就颇有体现。光武帝曾多次下诏释放奴婢。同时,在省减刑罚的诏令中,还多次宣布释放刑徒。
  刘秀即位后,注意整顿吏治,躬行节俭,奖励廉洁,选拔贤能作为地方官吏;对地方官吏严格要求,赏罚从严,使官场风气为之改变。
  此外还薄赋敛,省刑法,偃武修文,与民休息。首先是薄赋敛,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诏恢复西汉前期三十税一的赋制。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功臣朗陵侯臧宫、扬虚侯马武上书奏请乘匈奴分裂之际出击,光武帝下诏不许。
  光武时期各项政策措施的实行,为恢复及发展社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使得垦田、人口都有大幅度的增加,从而奠定了东汉前期八十年国家强盛的基础。
 
  17.唐朝盛世
  【出自《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唐纪二十八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上之下开元十三年(乙丑,公元725年)】
  唐朝(618~907)是世界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一。李渊于618年建立唐朝,以长安(今陕西西安)为首都。其子李世民继承皇位后,提出了以“国依于民”为核心内容的民本思想,并以自己的特殊地位推行这种思想的实现。从而使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至唐玄宗即位,早期以推崇儒家的德治、仁政之道和道家无为而治、休养生息作为其执政方略。在有着强烈民本思想的唐玄宗的眼里,地方官是朝廷和民众之间的纽结,地方官的形象及其政绩,关系到民众对朝廷的向背。
  因此,他十分重视对地方官的选拔和任命。在登位不久,就召见了京瓷?地区各县令,告诫他们在荒年饥岁时,不得忽视对百姓的抚养存恤。正是因为唐玄宗执政前期的拨乱反正,任用姚崇、宋璟等贤相,励精图治,最终形成了唐朝极盛之世——开元盛世。
 
  18.熹平石经
  【出自《资治通鉴》卷第五十七汉纪四十九孝灵皇帝上之下熹平四年(乙卯,公元175年)】
  所谓“石经”是刻在石头上的经书,根据内容可分为儒经、佛经、道经三种。东汉经学兴盛,因此蔡邕等奏求正订六经文字,李巡等提议在太学门外立碑刻石,以为经籍之定本。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儒家刻经——熹平石经。
  熹平石经又称“一字石经”、“一体石经”、“今字石经”,是刻于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的石经,是官方校定儒家“七经”的刻石,由蔡邕、颍川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等人镌刻,于东汉光和六年(183年)告成,立于洛阳城南太学门外,并列相接,共刻《易经》、《论语》、《尚书》、《春秋》、《公羊》、《鲁诗》、《仪礼》七种儒家经典。
  熹平石经共四十六石,各高一丈许,宽四尺,两面刻字,共二十余万字,书法为汉隶成熟时期庙堂巨制的代表作,梁武帝《书评》云:“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自成后几经战火,损坏严重,1922年在洛阳太学遗址出土残石百余块,现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等都有残石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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