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展览中的故事·之二
5.不立产业
【出自《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五汉纪十七中宗孝宣皇帝上之下元康三年(戊午,公元前63年)】
西汉名臣太傅疏广与其侄疏受(官少傅)身居高官不立产业。宣帝元康三年(前63年)疏广对疏受说:“我听说,‘知道满足,就不会招到屈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引来危险’。如今我们的俸禄已经当到了二千石,可以说功成名就,这样再不离去,恐以后会后悔。”于是,当天叔侄一同称病,上书请求隐退。汉宣帝答应了,加赐他们二十斤黄金,皇太子也送了五十斤。
疏广回到家乡后,每天让家人陈设食具,摆上酒食,邀请族人老友宾客一起娱乐。多次询问家中还剩有多少金子,催促卖掉来供设酒食。但其子孙希望他在世时多少置办些家产立下基业,疏广则说:“原本有旧田宅,让子孙在这些田宅里辛勤劳作,足够供应穿衣吃饭,跟普通人一样。如果再增加他们的财产而出现赢余,只不过是让子孙怠惰罢了。贤明的人有过多财富,就会抛弃自己的志向;愚昧的人有过多财富,就会增加他们的过失。再说富有的人,是众人怨恨的对象;我既然没有什么用来教化子孙的,就不打算增加他们的过失又招致众人对他们的怨恨。另外,这金子是皇上赏赐给我用来养老的,所以乐意跟乡亲宗族共同分享这些恩赐,来度完我的余生,不是也可以吗!”于是族人心悦诚服。
疏广认为,为后代留有丰厚的财产,并不是爱,还会给无赖子弟为非作歹提供条件,并且会引来祸患。
6.移风易俗
【出自《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三十六齐纪二世祖武皇帝上之下】
北魏孝文帝进行改革,实行汉化,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范围广泛,内容丰富。总体概括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推行均田制。在均田制的同时又颁布了与之相联系的三长制和租调制。均田制使农民分得了一定数量的土地,将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成为国家的编户,保证了地主们的基本利益及土地私有制。而租调制则相对减轻了农民的租调负担,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从另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制定俸禄制,杜绝官吏贪赃枉法,严惩贪污。吏治的败坏不仅激化了社会矛盾,同时也使统治阶级内部产生了矛盾。在这项改革措施中,以“治绩”的好坏为标准。整肃了官僚机构,巩固了封建统治。
第三,迁都洛阳。为了接受汉族先进文化,加强对黄河流域的控制,孝文帝决定迁都洛阳。495 年正式迁都洛阳。
第四,革除鲜卑旧俗,接受汉族先进文化。主要内容有改官制、禁胡服、断北语、改复姓、定族姓、迁都洛阳等,这是孝文帝改革中最重要的措施。
7.舍命守法
【出自《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七十八隋纪二高祖文皇帝上之下开皇十七年(丁巳,公元597年)】
隋朝制定了比较完备的政治法律制度。隋文帝执政期间,认识到法制对巩固统治的作用,并且任人唯贤,听从下属的劝谏。
当时司法机关大理寺的长官赵绰因“处法平允,考绩连最”而升任大理正。在任期间,以执法不阿而名世,秉性正直刚毅,十分注重维护法律的尊严,为了公正执法不惜死,屡次纠正隋文帝违法量刑的行为。
有一次大理官署的官员来旷,想迎合隋文帝,就背着赵绰给隋文帝上了一道奏章,认为大理衙门执法太宽。隋文帝看了奏章,认为来旷说得中肯,就把他提升了官职。来旷自以为受到皇帝的赏识,又昧着良心,诬告赵绰徇私舞弊,把不该赦免的犯人放了。隋文帝派亲信官员去调查,结果根本没有这回事。隋文帝勃然大怒,立刻下令把来旷处死,并把这个案子交给赵绰办。谁知赵绰却说:“来旷有罪,但是不该判斩。”隋文帝很不高兴,袖子一甩,就退朝往内宫去了。赵绰在后面大声嚷着说:“来旷的事臣就不说了。不过臣还有别的要紧事,请求面奏。”
隋文帝信以为真,就答应让赵绰进内宫,赵绰说:“我有三条大罪,请陛下发落。第一,臣身为大理少卿,没有把下面的官吏管好,使来旷触犯刑律;第二,来旷不该处死,臣不能据理力争;第三,臣请求进宫,本来没有什么事,只是因为心里着急,才欺骗了陛下。”隋文帝听到最后,禁不住哑然失笑。旁边独孤皇后在座,也很赏识赵绰的正直,命令左右赐给赵绰两杯酒。隋文帝也同意赦免来旷死刑,改判革职流放。
8.贞观之治
【出自《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二唐纪八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下之下武德九年(丙戌,公元626年)】
“贞观”为唐太宗李世民年号,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英主。即位后,常用隋炀帝作为反面教材,把人民与君主的关系比作水与舟,认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因此留心吏治,选贤任能。在文臣武将之中,魏徵当过道士,原系太子李建成旧臣,曾议请谋杀太宗;尉迟恭做过铁匠,又是降将,但都受到重用。并鼓励臣下直谏,魏徵前后谏事二百余件,直陈其过。魏徵死后,其伤心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逝,朕亡一镜矣。”
唐太宗在经济上特别关注农业生产,实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在文化方面,奖励学术,组织文士大修诸经正义和史籍;在长安设国子监,鼓励四方君长遣子弟来留学。此外,屡次对外用兵,使唐之国威远播四方,成为当时东方世界的国际盟主。
唐太宗执政的贞观年间(627-649),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下,出现了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武功兴盛的治世,史称“贞观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