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巧解难案 具有标本意义

北京市总工会与北京市二中院签订《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动争议调解联动工作的合作协议》后，首次调解的第一起劳动争议案件近日获得成功。记者昨天了解到，职工徐德林目前已拿到2.5万元赔偿款。（本报今日11版）

　　一起劳动纠纷，说简单也简单：2010年12月，正在职业学校学习的徐德林来到北京一家科技公司实习，双方签订3个月的实习期劳动合同。期满后他一直在该单位工作，2012年5月4日离职。同年6月，他向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单位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赔偿金、补发2012年4月至5月的工资等。

　　说复杂也复杂：单位拒绝调解，在仲裁开庭时，公司提交了劳动合同续订书、社保缴费记录等证据材料，说明双方曾于2011年6月25日签订过劳动合同。徐德林表示单位确实给他缴纳了社保费，但这缴费记录不能证明公司就与他签订过劳动合同，并认为单位提供的劳动合同续订书上自己的签名不是他写的。

　　就是这样一起案件，双方你来我往，最后叫起了板，仲裁互不服气，动用了诉讼手段，对簿公堂。可是，即便上了公堂，双方依然“不屈不挠”，公司对一审判决不服，二审判决之前法官进行了三次庭前调解，双方依然不肯退让。一句话，僵在那儿了。

　　这时候，如果依法判决，对于劳动案件来说也是终审判决，虽然可以画上句号，但是双方的梁子估计也就结下了，至少会成为“乌眼鸡”，甚至在感到不公正的一方，法院与法官都会被“拉黑”，备不住还会干出点儿什么出格的事儿来。

　　面对僵局，市二中院不是轻易裁判，一“槌”定音，而是拿出了“杀手锏”——委托市总工会下属的北京市劳动争议调解中心对案件进行调解。应该说，这也是今年7月28日市总工会与北京市二中院签订调解联动合作协议后，由工会旗下劳动争议调解中心调解的第一个案子，而且是块难啃的硬骨头。

　　“这起劳动争议在仲裁裁决、一审判决后，我们法院又组织了三次调解都没成功，没想到调解中心竟把它调成了。”北京市二中院劳动争议审判庭副庭长李馨告诉记者。这起连审判庭副庭长都感到十分诧异的成功调解，读过这篇报道的人，了解了其中的过程和细节，至少会有如下体味。

　　一是机制好。对于劳动纠纷，威严而且繁忙的法官，没时间也很难放下身段来对毫不妥协的双方进行调解。这时候，由工会劳动争议调解中心这样一个机构兜底调解，等于再次设立了一个减压带、缓冲区，为双方消火减燥，无疑是一个防止此案发生“次生灾害”的好机制。

　　二是形式活。由于参与调解的都是律师，作为专业人士，能够掬真诚，辩法理，易沟通，一笑泯恩怨。这次代表劳动争议调解中心出马的，是本报法律顾问、著名刑辩律师常卫东先生。他亲切和善，语多机智，有理有据，巧妙斡旋，四两拨千斤，几个回合下来，大家便握手言和。

　　可以说，这个案子的调解成功，反映了工会劳动争议调解中心的重要作用，具有标本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