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高考——七七、七八级大学生的故事

　　2017年高考成绩已经公布，高招录取工作也拉开了序幕。高考，再次勾起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我国恢复高考40年，浓缩着几代人的青春记忆，承载着无数人的梦想。从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通过高考破茧成蝶完成了自己的华丽转身。

　　近日，记者采访了参加高考的首届大学生，带你重温当年恢复高考的重要历史时刻，透过他们的人生轨迹，探寻高考给他们带来的命运转变，知识给他们带来的丰满人生。

　　梁刚建：知识引领我一路前行
　　（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二分校中共党史专业）

　　6月7日，高考的第一天，记者见到了梁刚建，尽管距离他参加的高考已经过去了39年，但是，当年走进考场时那激动而又忐忑的心情却始终留在他的脑海里。“记得我当年参加高考的时候是七月份，正是天气热的时候。几年前，我们的考试开始人性化考虑，改到了六月。我觉得，这也是高考进步的一个微小方面。”梁刚建说。

　　1953年出生的梁刚建，参加高考时已经25岁了。或许正是因为与现在的大学生相比多了几年人生阅历，让梁刚建更明白学习的目的，明白要好好把握这次人生的机遇。

　　喜欢读书奠定基础

　　梁刚建是个爱学习的孩子。他的小学是在北京弘善寺小学度过的。当时是按照学习成绩编号，于是小学期间梁刚建一直是01号，堪称当年的“学霸”。

　　1969年，未满十六岁的梁刚建来到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八团，在那里度过了六年的青春。回想起那段时间，梁刚建说，自己小时候患上了一种病——精神饥饿症。当时兵团里有个北京大户人家的孩子，特别爱藏书，去兵团的行李箱里，大半箱都是书籍，还都是世界名著。“那时，大家争先恐后的看这些书。我们连当时有400多人，都是排着队看。而且每个人拿到这本书的时间特别短，常常是这本书刚到你手里，就已经约好了明天早上八点必须交给下一位读者。当时没有电灯，我们就打着手电看。”尽管那时候的书很难得，但是却让梁刚建体会到了读书的乐趣，也在他的心底埋下了一颗读书的种子。

　　1975年春，梁刚建入伍参军。1977年转业回北京之后，梁刚建选择了到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作，当了一名镗工。由于刚参加工作不久，整天忙于工作的梁刚建，错过了1977年冬天的考试。然而1978年4月，教育部决定在夏季再次招生，教育部还组织编写了《一九七八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复习大纲》，要求“各单位根据生产、工作情况，为考生创造良好的条件，积极热情组织和支持考生进行复习。”这次，梁刚建牢牢把握住了机会。

　　准备考试、看书……梁刚建的生活一下子丰满起来。那段时间，除了正常上班之外，梁刚建的业余生活都是在紧张的复习备考中度过的。“不努力不行啊。当时我只有小学六年级的水平，所以每天下班后，我都会骑车来到中山公园河边。在长椅上复习，河对面有老人在唱京剧，练嗓子，我就在河这边大声诵读考试内容。虽然每天回家很晚，但我也不觉得累。”

　　大学路上的一波三折

　　1978年7月20日，梁刚建和全厂二十几个工友一起参加了高考。考试科目共有五门，分别是，政治、语文、史地、数理化、英语，每门一百分。“成绩出来的时候，我考了318分。尽管分数不高，但对我来说能够考到318分，实属不易。我放弃了数理化的复习，把精力放在了其他四门上。”

　　当年北京报考人数非常多，而学校录取名额有限。“我差二分，没有录取，心情很懊丧。”

　　然而正当梁刚建懊悔的时候，他迎来了人生的一次转机。1978年10月，林乎加从天津市市委书记调任北京市市委书记。此前，天津也出现了录取名额有限，大部分考生没学上的情况，于是林乎加就在天津做了一个试点，找了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天津高校，“扩招”了八千人。

　　林乎加来到北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北京市委扩大会。在会上，林乎加首先介绍了天津的做法，然后问大家，北京未被录取的学生比天津还多，能否也和天津一样做？大家研究这个做法的可行性，但是，当时学校没有地方，老师也没有，林乎加说，大家共同克服想办法。当年，北京高校校舍严重不够，最后想到的办法是，腾出了北京十五所中小学，还有一些机关党校，工厂厂房……最后，一共建起了36所分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甚至还有两所分校，扩招了一万六千学生，梁刚建就是其中的“幸运儿”。

　　1979年2月份入学，梁刚建被分到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分校，地址是北京丰盛胡同的丰盛中学。至今，梁刚建依然清晰地记得，入学当天大家脸上洋溢着的自信、阳光的笑容。

　　大学生活开启新闻的大门

　　梁刚建之所以走上新闻的道路，也是因为大学期间发现了自己的写作天分。一次偶然的机会，梁刚建跟同学趴在窗户上看楼下同学打篮球赛。“看着看着我就特别兴奋，把黑板擦干净，拿起粉笔就开始写——球赛小记。而且还是用半文言文的形式写的。看一会儿球，就写几句，越写越顺，最后球赛赛完了，我的小记也写好了。大家回来一看，问到：‘哟，这谁写的啊？’纷纷夸赞。”从那天开始，同学就给梁刚建起了个外号叫“主笔”，以后班里写文章、办黑板报之类的活都是梁刚建的事儿了。梁刚建也欣然接受、乐此不疲。后来，他不满足学校的小范围，于是就开始往报社投稿……

　　1983年，毕业时，梁刚建被分配到《光明日报》工作，这是一个令梁刚建向往的工作。从此，梁刚建走上了新闻的道路。

　　从参加高考，到现在仅40年的时间，很多事情改变了，但是追求知识永远不过时。“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引导我一步步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梁刚建说，“现在学习不仅限于纸质的书本，局限的课堂，它变得越来越便捷，汲取知识也越来越方便。希望各位学子在求学的道路上，能从书本上吸取更多的营养，走出属于自己的灿烂人生。”

　　□本报记者 杨琳琳

　　韩祥瑞：恩师鞭策让我的命运拐了个弯
　　（劳动午报退休干部）
　　40年前也即1977年，俺已是河北栾城小县北边一个乡村干了将近5个年头的粉笔匠——民办老师。秋季开学后，碰到了当时已调到县中学的俺的中学老师韩代华。他是代字辈的，本家，论辈分该叫他爷爷，瘦瘦的铁青的脸上总是骨碌着两个大眼珠子，都是常年胃病毁的相。说实话，这眼珠子一直让俺敬畏。他见到俺劈头便问，你准备参加今年的高考了吗？

　　什么？高考？什么高考？尽管城里头吵吵得满城风雨，可在俺这穷乡偏壤，就像一块石头扔进干河沟里，没水花，也没多大声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种群，没人关心这个。那时的社会环境、教育水平以及人们的心气，如果有谁觉得高考是道大餐，能掉馅饼，那一定是搭错了筋，做错了梦。所以，面对老师的追问，还有那眼神，俺喃喃道，就咱这水平，别指望，肯定没戏。“不试咋知道，赶紧复习，还有俩月就考了，有人都开始复习了，别耽误！” 切，那语气，没商量余地。

　　这是俺最尊敬也最害怕的老师，他课堂上的严厉令俺从不敢造次。说实话，尽管俺没有底气，不抱期望，可又不敢违逆，毕竟那是一份浓浓的师爱，于是开始有一搭没一搭不怎么着调的“复习”，从某种意义上，其实是搪塞。文革时期农村那教育水平，加上学制缩短，连蹦带跳，只读了8年书，在俺不满16周岁也即1972年2月，居然高中毕业了，这么点底儿料，还指望熬一锅香汤？

　　于是，俺只找数学老师补习了几次，也就一元二元方程那点水平，翻了一点史料，其他的该干嘛干嘛，时政在关心，语文是本职。嗨，没想到，仨月后高考，竟然考中了，成为本县唯一考入河北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还是第一志愿被录取，祖坟真是冒青烟儿了。那时分数不公开，据消息人士称，数学得了40多分，还好，没交白卷但垫了分值，四门功课平均70多分。后据了解，嚯，1977年全国参加高考人数570万人，录取人数为27.3万，29∶1，其中就有俺，真幸运。事后想来，除了该感谢高考政策，最该感恩的，便是韩老师。他是贵人，是伯乐。遵照他的引导，俺的命运在1977年21岁时，拐了一个弯。

　　写到这，觉得临高考的经历也很值得一书，看看现在学子高考时的前呼后拥，热心满城，与当年真是别在霄壤。1977年恢复高考，全国考生参加考试时已是冬天，刚过二十四节的大雪节气，天寒地冻，滴水成冰。没有车迎，没人相送，考试头一天即12月14 日下午，俺们三位“同事考生”便来到了考场——栾城县一中。那是县城如雷贯耳的名校。为方便俺复习、休息，还是那位韩恩师，把他宿舍的钥匙塞给俺。

　　韩老师的宿舍是一间简陋的平房，因为学校放假，老师将自己的铺盖卷驮回了家，屋子里只有一张铺着草垫子的木板床，用来取暖的燃煤炉也自然是灭的，一支10瓦的电灯泡发着浊光，在零下十几度的冬天，称得上是黑屋冷炕。

　　孤灯昏黄，校园黑樾樾阴森森的，屋里则拔凉拔凉的。两位公子哥同事有亲可投，只撇下孤零零的俺。无处可去，又不愿给人添麻烦。虽然离家只有20多里地，但穷得都没个脚蹬的交通工具，只能孤独苟且，三十七计，忍为上。

　　那晚冷极了，遍寻里外，没有煤也没有柴，穿得也薄，也就夹衣夹裤，既没棉也没绒，仗着年轻，就那么挺着。当然，坐是坐不住的，只好站着，晃着。好不容易熬到后半夜，又冷又困，实在熬不住了，就将床上的草垫子裹在身上，还是寒冷透骨。后来，索性在屋里蹦着、跳着，抱着肩，呵着手，跟着腿脚一直在晃的还有脑子里的试题。那夜无比的漫长，无比的寒冷，想想真是匪夷所思，居然扛了过来。人们都说生命在于运动。那晚的体会让俺痛彻，面对严寒，生命必须运动。

　　或许是那晚的冷遇激励了俺，当然也是太幸运，那年，俺们这个小县考生不少，但最后被录取的，除了俩下乡知青，只有俺一个本地人。俺想，这可能诠释了那句话：梅花香自苦寒来吧。

　　□韩祥瑞

　　陈旭：高考让我圆了母亲的梦
　　（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二分校法律系） 　　陈旭是隆安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也是中国恢复律师制度后第一批专职律师。从1983年3月开始从事律师工作，到现在陈旭收获了北京市法制宣传形象大使、北京市人民调解工作和谐之星、北京市十佳婚姻家庭法专业律师、北京市十佳房地产律师以及2011—2015年全国法制宣传教育模范个人等荣誉称号。谈到今天的成绩，陈旭说：“我要感谢恢复高考，给了我一个进大学学习的机会；还要感谢我母亲，是她让我坚定地选择了法律。”

　　1977年3月，作为一名中国科学院子弟，陈旭来到北京郊区昌平农村下乡插队。“听到高考的消息，刚开始我并没打算报名，认为那是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但是后来看到好多平时学习不如自己的同学都在准备高考，于是我也报名了。”就这样，年少气盛的陈旭参加了1977年那场在寒冬腊月举行的高考。

　　陈旭说，其实当年这次考试自己是抱着“打酱油”的心态参加的，因为他前后复习的时间也就十几天的功夫，再加上没有考试教材，更没有辅导班，全靠之前的基础。然而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他竟然考过了录取分数线。第一次高考陈旭超过录取分数线25分，但是没有达到所报考的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分数线，而是被调剂到了另外一所学校。由于不是自己喜欢的法律专业，陈旭没有去学校报到。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1978年再次招生的时候，陈旭毫不犹豫地报名了。“第一次考试全当练手，第二次就好好准备了。”陈旭说。考前两个月，陈旭就回家专心复习了。“回家准备复习也很苦，当时我们全家人都挤在一间小房子里。我每天是夜里复习，可谓是‘昼伏夜出’。文科还比较好，像历史、政治、地理，死记硬背就行。语文的话靠平时的功底，数学自学也没有用。我记得我第一年的数学考了47分，第二年的数学相对难了，只考了20分，幸好其他文科科目的成绩还相当不错，否则，大学就与我无缘了。记得我们班同学中情况最差的，数学只考了9分。后来听一些访谈，有些大学教授自己爆料，当年的数学成绩就是十几分。”陈旭笑着说。

　　考试完了之后，陈旭回到了昌平农村继续劳动。“一回去，老乡见了都说，‘哟，白了。’当时村里对我的劳动态度和劳动能力还是很欣赏的。”插队的时候，有一件事儿让陈旭印象特别深刻。1977年夏收时，收麦子的时候需要扬场，陈旭连续干了23个小时零20分钟，后来睡了40分钟，又起来继续干第二天的活。“得亏那时候年轻。平时干十几个小时那是经常的，因为夏天需要抢收、抢种。”

　　经过再次努力，陈旭最终如愿以偿，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二分校）法律系。而为什么会选择法律这个专业，则取决于陈旭母亲的建议。陈旭的母亲是解放前的高中生，从小就梦想着能当法官、律师。“当年母亲报考华东政法学院时，国家的招生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只招收工农干部学员，而不再从应届高中生招收新生，以致她未能实现自己的法官梦。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准备考大学，母亲就建议我报考法律系。事实证明，这也是我喜欢的专业。”

　　进入大学后，家境贫困的陈旭还享受到了国家的助学金。“不交学费不说，政府还给我们钱，到了冬天还有冬装补助，我就是靠着助学金过来的。”说起大学的经历，陈旭很感恩。

　　那时候，陈旭拿的助学金最高，每月22块钱，一个月如果只吃普通的饭还能有节余。陈旭还积极参加勤工俭学，比如帮学校修操场，夏天帮学校刷游泳池……一个暑假下来，陈旭能挣几十块钱。陈旭还是业余运动员——人民大学田径队的队员。每天放学之后，训练两三个小时，训练补助3毛钱。如果是比赛期间，补助会更多。陈旭是跑中长跑的，曾经取得过北京高校比赛前三名的好成绩。“田径训练锻炼了我的意志品质，很辛苦，看你能不能坚持下来。记得训练期间，我心跳最快的时候是210下，最后跑得屁股都抽搐（肌肉痉挛）。”陈旭说，“今年我已经58岁了，身体方面还有精神面貌都还行，都跟那时有关。我觉得我是比较幸运的，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好时候。”

　　□本报记者 杨琳琳

　　刘超英：为参加高考凌晨两点起来赶路
　　（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我是从插队的武清县参加的高考，我们那时候高考不像现在条件这么好。记得那年高考当天，凌晨两点，我们就起床了。三点钟男生骑着自行车驮着女生，赶五十公里地参加考试。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硌得屁股疼，冻的脸更疼，但满脑子都在尽力回想着复习的内容，也顾不得了。因为我报了一个外语专业，所以比其他考生多加半天，连续考了三天，当时也没觉得苦。”回忆起1977年12月份参加的高考，刘超英笑着说。在她的记忆里，因为当年高考从决定到考试时间非常短，教室都是临时征用的，大小不一。考试的桌子，好像都是临时拼凑做出来的，桌面都没刨干净，露着白木头茬儿，经常是写着字，卷子就硌破了。“房间里放一个炉子加一根烟囱……腊月天，大家都冻得不行不行的，写几行字就得搓手，鼻子都冻红了。”

　　参加高考时，刘超英正在天津武清县的农村插队，一个离县城最远的村子。因此考试当天需要赶很远的路，但正是这条高考路带着刘超英走上了不一样的人生路。

　　1977年7月，19岁的刘超英来到天津武清县插队。“我挺幸运的，7月份去插队，没多久就参加了高考。”当年刘超英是在报纸上看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当时的她想法比较简单，只是觉得有一个考试就去试试，并没有想到这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刘超英托家人找了一些学习资料，利用工余时间来复习。不管一天的农活有多累，她都坚持学习。“当时复习的时候不能说偷偷摸摸吧，但也不是正大光明的。因为我当时是正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如果考不上的话，肯定还得继续留在农村；如果占了劳动时间去复习的话，没考上就会非常被动，会被作为不安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反面典型。”刘超英说。那时候住处没有电，她就用小墨水瓶灌上煤油，再弄个小灯芯来照明复习；灯光特别暗，每每看得她眼睛疼，后来家里给她弄了个大点的煤油灯才稍微好些。“那时候也有蜡烛，但一根蜡烛差不多相当于我一天的工分，根本舍不得点。”刘超英说。

　　从发布恢复高考的消息，到12月份考试，隔的时间很短，主要靠平时的积累。插队的时候，刘超英带了一个木头箱子，里面一半都是书。尽管当时能看的书很少，而且那些书她都已经看过很多遍，但是她仍然带着这些书，因为读书是她的爱好也是她生活习惯的一部分。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经过短暂的备考，刘超英坐上了奔赴考场的自行车后座。“为了让我们专心考试，那几天知青食堂专门给我们这些考生吃的是馒头，配一块咸菜疙瘩。平时我们吃的都是窝窝头。”

　　考试结束之后，刘超英依然回去插队。之后临近春节，她便回家过新年了。“就是这期间，插队村子里的人找到我们家说：‘你被北大录取了，还有三天就结束办手续了，赶快去报到吧。’我当时还是一头雾水呢，问‘怎么北大录取了呢？’村子里的人说：‘是啊，你史地考了118分——全县最高分。’”直到这时，刘超英才确认自己考上了。由于没见到成绩单，刘超英都是从老乡的嘴里得知，她的语文是满分，数学也及格了。刘超英清楚地记得，当年数学题目一共有五张卷子，当时她只做了其中的两张半，幸运的是她会的那部分基本上都做对了。“那是我考试第一次有不会做的卷子，真没想到能够及格。”

　　其实刘超英当时并没有报北大的考古专业，是学校调剂的专业。得知这一消息后，从小喜欢历史的刘超英更高兴了，“我的初中老师也说‘考古专业就更好了，比历史还好，两条腿走路，可以研究史也可以研究物。’”

　　“进入大学后，或许是大家都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当时同学们都很自觉，学习劲头很强。”以至于后来学校发现学生太用功经常熬夜学习，担心身体会垮，晚上就把电断了，督促他们早点休息。

　　就这样，刘超英的大学四年在紧张的学习中度过了。毕业后，她被分到了北京市文物局系统工作，从1982年一直工作到现在。

　　□本报记者 杨琳琳

　　田学和：与高考的不解之缘
　　（1977年考入内蒙古师范学院地理系）
　　“高考让我成了一名中学教师，对我的人生影响是独特的。”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本科毕业生，田学和与高考有着不解之缘。“我因高考受益，而高考科目设置的两次变化，让我经历了下岗、北漂，最终成为高考北京卷的命题管理者。”

　　1977年夏天，田学和高中毕业于内蒙古化德县第二中学。同学中，有参军入伍的，有下乡插队的，有接班就业的，有登记待业的。

　　田学和因为父亲工作的国营林场有接纳职工子弟做临时工的传统，而且他高中选学过农机课程，并有在拖拉机修理厂实习的经历，场里就安排他跟师傅学习履带式拖拉机驾驶与维修。可到了秋天，拖拉机出了故障，一时没有配件，他只好另谋出路，托表姐夫在牧场找了另一份临时活儿——赶趟子。

　　“赶趟子就是把客户买来的牲畜，在约定时间送达指定地点，期间边放牧边迁徙，有点儿像游牧。”田学和笑着解释说，大约在10月中旬，他把畜群驱赶到了目的地集宁北站，在集宁市街头，他看到了恢复高考的公告。

　　于是，这年冬天，田学和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场考试。他还记得当时昏暗的教室里坐了40多人，冷、静，气氛紧张严肃。“在考场，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是我的高中化学老师张立雄，她是北京到内蒙古插队的知识青年，是我特别佩服的好老师。”田学和说，师生同场考试，让他感到压力。

　　通过高考，田学和成为了内蒙古师范学院地理系七七级的学生。接到高考录取通知书那天傍晚，他刚刚从拖拉机修理车间回家。

　　毕业后田学和被分配回母校内蒙古化德县第二中学任教。“母校的建筑和操场等一切如旧，但在学生编班和师资队伍建设上有明显变化，追求高考升学率的气氛浓厚。”田学和回忆说。

　　作为恢复高考后首届本科毕业生，田学和立刻被委以重任接了两个班的地理课，一个是两年制的毕业班，另一个是拟改三年制的高二文科班。自此，田学和就年复一年连续带高中应届毕业班或补习班的地理课，先后担任过教研组长、班主任、教学副主任、教学主任。

　　在乌兰察布盟地区的重点中学中，田学和的教学成绩多年名列第一，他还编写了乡土地理教材《乌兰察布地理》。1989年他获全国优秀教师奖章，1991年在内蒙古自治区教学能手竞赛中获优秀教学能手称号，1992年被破格晋升为中学高级教师。

　　1992年高考结束，田学和离开了高中文科毕业班讲台。因为从1993年起高考实行3+2模式，即，高考文科取消了地理学科，文科生不再考地理，文科班不再需要地理教师了。

　　随后，1994年的暑假，田学和接到北京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愿意聘用他的信函。于是，他成为了一名“北漂”，重新登上讲台。由于出色的工作成绩，他先后担任了教学副主任、校长助理、副校长。

　　2002年，高考科目设置实行3+X模式，X指文科和理科综合能力测试，文科综合能力测试包括政治、历史和地理3个学科的内容。于是，他再次登上高中文科毕业班的讲台，还参加了北京教育考试院组织的高考考生和地理试题评价工作。

　　2004年，北京市自主命题范围由语文、数学和英语3科扩大至文、理科综合能力测试科目。北京教育考试院负责组织命题工作，遴选命题人员。3月初，田学和经朝阳区考试中心推荐，得到北京教育考试院领导认可，受聘为高考北京卷兼职学科秘书，具体负责高考北京卷地理学科的命题管理，从此延续了与北京高考的不解之缘。

　　2004年12月，田学和正式调入北京教育考试院，担任高考地理学科秘书、命题一处副处长。2015年10月至今，任北京教育考试院社会考试办公室主任。

　　在36年的中学地理教学、高考命题研究和管理实践中，田学和持续关注学生、关注学科、关注考试招生制度改革，陆续发表了20多篇文章。

　　□本报记者 刘欣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