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达：工厂里走出来的京味儿作家

　　□本报记者 李睦

　　●6岁时,父亲被打成“右派”他成了“黑五类”。

　　●未满16岁，接受分配他成为一名烧炭工边干边学。

　　●刚刚20岁，还在工厂干活的他，第一部作品《创路人》问世。

　　●37岁那年，他成为一名专职记者追踪社会热点。

　　●退休后，他全心追求着“京味儿”写作。

　　有人说，作家应该有代表自己身份的“地盘儿”，这是一个作家成熟与否的标志之一。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像北京之于老舍，湘西之于沈从文。当然，如果将不同时代的作家并列观之，“地盘”也有大小以及深与广度的不同。这方面，著名京味作家刘一达可以说上承现代以来名家辈出的京味文学精华，又逐渐发展出属于自己的脉络风格。

　　刘一达的作品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京城百姓成长，粉丝涵盖各个年龄段。曾几何时，为了看他的作品，主持人阿龙在高考备考阶段被父亲狠狠抽了一个大嘴巴；崔永元则是在大学时代每个礼拜都追着《北京晚报》上刘一达的京味报道专栏看。如今，早已名满京城的刘一达，依然宝刀不老，坚持自己的文学创作，且每年都有新作问世，令人感慨其创作素材积累之丰富，创作激情之不衰。当然，也让喜欢他的京味儿文学作品的人感到大过其瘾。

　　为什么刘一达能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坚守自己的“地盘儿”？他告诉记者，全凭两个字：热爱。

　　刘一达热爱自己生活了60年的这座城市，他热爱自己笔下的人物，他热爱自己熟悉的京味儿。不是每个人都能经受住时间的磨砺或名利的诱惑。但几十年了，无论在工厂、在机关、在报社，还是做专职签约作家，他始终相信：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三部半”名著引他走进文学殿堂

　　刘一达的文学之路走得并不平坦。他认为人生有三大成功要素：不幸，苦难和热爱。在他看来不幸也是一笔财富。他六岁的时候，父亲被打成了“右派”，发配东北。小学五年级赶上了“文革”，藏书家的外公倒了霉，两次被红卫兵抄家，上万册古籍被红卫兵拉走三卡车送到造纸厂，还烧了三天三夜，老爷子气绝身亡。

　　那时，年轻的母亲带着他和妹妹，背着“黑五类”的罪名，靠当临时工，每月20多元生活费凄惨度日。直到他参加工作，他的衣服永远带着补丁，挨饿是常事。

　　饿，对他来说还不是煎熬，让他难以忍受的是社会的冷眼，“右派”的儿子处处受歧视。他属于“七零届”初中毕业生。但分配时，直到年底北京二商局来学校招人，听天由命的刘一达才和其他9个同样出身不好的同学，被分到了北京市土产公司下属的木制品厂。那年，他还不到16岁。

　　到了厂子，刘一达被分到了木炭车间烧木炭。这活又苦又累又脏，每天除了扛麻包，粉末还沾在身上脸上，木炭的粉末是煤的四分之一，干一天活，一个星期也洗不干净。当时分到这个车间的有三个青年，另外两个干了不到一年就走了，只剩下了他。但他并无怨言，他认为只要坚持下去，就是一种成功。那会儿的刘一达头脑很简单，自己出身不好，干苦活累活儿似乎是应该的。

　　但这种坚持，并不是出于无奈，原来刘一达心中有自己追求的理想，那就是坚持走文学创作之路。他舍不得离开车间里的那些师傅。这些师傅来自老北京五行八作，有古玩商、有天桥卖艺的，有走街串巷的小商贩，有拉洋车的，有国民党兵等等。炭窑装满点火后，有几个小时的备料时间，这时候，师傅们便开聊，聊的都是老北京的轶闻掌故。刘一达属于有心的人，每天听师傅们聊完，便把这些有价值的故事和土话记在本子上，几年下来，他记了有十多本。这些为他日后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当然，一个烧炭工能走上文学之路，光靠这些还不成。刘一达之所以能成为作家，主要还是靠他始终如一的人生目标追求和顽强的自学精神。刘一达说：“自己的真正老师是那些经典文学名著的作家。”

　　回忆起当时的读书情景，刘一达感慨万端。他说影响自己最大的是“三本半”书：一本是高尔基的《童年》，一本是托尔斯泰的《复活》，还有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另外还有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因为缺了几页只能算半本。

　　《童年》中，高尔基的人生轨迹跟刘一达的童年有相近的地方，而且高尔基从小也是没有受到正规教育，完全靠自学，最后成为伟大的作家。所以，他从高尔基那里，找到了走文学道路的信心。

　　托尔斯泰的《复活》，则使刘一达明白了一个作家到底要写些什么。他认为：“《复活》这本书的伟大之处，是写出了人性的光辉。女主人公玛丝洛娃受侮辱之后，聂赫留朵夫良心发现，一直救赎式地、忏悔式地想拯救玛丝洛娃，这是他心灵的忏悔。我从这这部经典名著里，感觉到托尔斯泰之所以伟大，就因为他写出了人性，而不光是写故事。这让我懂得了一个作家要写什么。”

　　刘一达告诉记者，对他后来的创作有影响的是法国大作家福楼拜。他写的《包法利夫人》让刘一达明白了该如何进行创作。福楼拜是莫泊桑的老师，文学创作以严谨著称，一生的作品屈指可数，其中《包法利夫人》写了15年。刘一达至今信守福楼拜的名言：一个事物，只有一个名词能准确表达；一个动作，只有一个动词能准确说明；描写一个事物，只有一个形容词能准确形容。而作家的职责，就是找到这几个词。从福楼拜身上，刘一达懂得了如何才能成为一个作家。

　　“我的文学老师不是别人，就是名著。当时我是个书痴，每个月的工资有一半都用来买书了。现在回想起来，四十多年我能坚守文学创作，就是因为这些名著对于我的思想启迪、文学创作启迪，让我锲而不舍，坚持走到现在。”每当回忆起最初走上文学之路的原动力，刘一达总是感慨于书籍对自己的人生启迪，以及那时年轻人对读书和获取知识的渴望。

　　工厂岁月走上创作道路

　　1974年，踏实肯干的刘一达被评为北京市优秀青年。他作为“学习张思德，为革命烧木炭”的先进典型，在北京市团代会上，登上了人民大会堂的讲台作报告，由此，他的人生也迎来转机。

　　因为刘一达有文采，是厂里的“笔杆子”，当时领导想把他调到厂部专职搞宣传，但刘一达坚持当初在报告中的诺言，没有离开烧炭岗位。所以喜爱文学的他一直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创作。1974年，刚刚20岁的他参加了北京市职工业余文艺创作班，在那里他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正式作品——五幕话剧《闯路人》。这部话剧写的就是他身边发生的事。可那时正值“文革”后期，创作是很受局限的。后来，这部作品被改成《火红的战旗》在北京广播电台播出。从那以后，刘一达的创作激情被调动了起来，开始为实现作家的人生目标而不停奋斗。

　　此后，刘一达又在北京土产公司职工学校当过教师和副校长，但他的写作生涯已经开始。有意思的是他多次被充当“笔杆子”，写与文学不相干的书。1982年，他被抽调到国家商业部，编写《商品知识大全》，1983年，他又被抽调到中共北京市委商贸部，参与编写《处级以上领导岗位规范》。直到1984年，他才调到北京市委统战部工作。虽然，这些写作与他所追求的文学写作不搭调，但刘一达却认为，只要是写作，就是自己练笔的机会。通过这些写作，刘一达成为了多面“写手”，不管是什么文体的写作，他都得心应手。而且能达到文通字顺，提纲挈领，掌握要点的高水平。

　　刘一达认为：自己长期接触基层，书写不同文字，比单纯的文学创作收获要大得多，一方面可以积累生活素材，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养家糊口。因为单纯的以创作为生，是很难养活自己的。当年鲁迅、老舍他们写作也是业余，为了生存，他们也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在统战部期间，刘一达利用业余时间，采写了许多人物专访和报告文学，如王光英、雷洁琼、赵朴初、冰心、费孝通、严济慈、廖沫沙、溥杰、班禅等，不但生动地介绍了他们的工作生活状况，而且成功地刻画了他们的内心世界，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通过和这些人物的交谈，刘一达的阅历和思维方式都更加成熟了。

　　当然，他在统战部的工作也很出彩，现在实行的民主人士参政议政的特约监督员、监察员等制度，就是刘一达当初在统战部工作时，与同事创议在北京率先试行，并向全国推广的。

　　记者生涯迎来创作高产期

　　1991年，刘一达终于等来了专职从事写作的机会。当年，《北京晚报》扩版，增加了“社会特写”这个专版。因为每周一期的社会热点问题的长篇报道，使报社的记者为之犯难。报社的一位领导知道刘一达擅长写长篇大论，便找到他，请他出山。当时刘一达三十出头，风华正茂，在统战部的工作业绩显著，已经被领导列入干部的后备人选，可以说仕途一片光明。但他得知有这样一个从事职业记者的机会，便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仕途，改行当了记者。

　　当报社组织部门告诉刘一达，从市委到报社，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以前的正科级和公务员待遇将一笔勾销，并且没有职称、没有分房机会等等。刘一达对此付之一笑说：“什么事都有舍才有得。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我能从事我喜欢的工作，这就够了，什么职称待遇，对我来说都不重要。”

　　刘一达果然属于特殊人才，他一到《北京晚报》，就负责“社会特写”专版。每周五千多字的社会热点问题的纪实报道。没有什么实习之类的过程，直接挑大梁。这与他之前的写作有很大关系。因为他从1978年，就在报刊发表文章，此时已经是写作高手了。

　　从1991年开始，刘一达操练《北京晚报》“社会特写”专版，每周发表一整版反映社会热点问题的纪实报道，几乎每篇文章都在京城读者中引起反响和街谈巷议，很快刘一达成了家喻户晓的记者，由于他报道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新闻内幕，所以经常受到一些不法分子的暴力威胁，但他为了弘扬正气，无所畏惧。《南方周末》曾在一版专门报道过刘一达，题目是《敢玩命的记者刘一达》。

　　正是由于他的采访深入细致，不畏艰险，在短短两三年，写出了许多篇精彩的新闻报道，获得了二十多项北京和全国新闻奖。1994年，在新闻战线工作刚刚三年多的刘一达，荣获了北京优秀新闻工作者和首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的称号。

　　可以说，刘一达辞去稳定的公务员职务，放弃了分房、加薪、提级的优厚待遇，到报社当一名普通记者后，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的写作潜力和才华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和施展。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建功对刘一达的作品评价道：“他是一个有作为的记者，目光敏锐，视角独特，采写中更是勤奋、机智和紧紧追踪不舍。他敢涉足许多人想都没想到的领域。看过他特写的朋友，都会被他的文章所吸引，他领着你面对大千世界，和你一起思索中国人生存的状态和性格奥秘。这就是我很久以来一直喜欢他的特写的原因。”

　　白岩松、崔永元、水均益等新闻媒体的后起之秀，当年正在中国传媒大学上学，是刘一达纪实报道的忠实读者。多少年后，刘一达见到他们时，他们还对刘一达的文章记忆犹新，并津津乐道。

　　当记者的那些年，刘一达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素材，由于有些老百姓关注的话题比较敏感，不适合以真人真事的纪实性文学进行写作，由此，他很自然地想到了文学，所以在进行新闻采访报道的同时，刘一达也开始了小说的创作。

　　从1980年起，刘一达就热衷于研究北京文化，包括老北京的历史风物风情风貌，所以，从那时起，他长期骑着自行车，深入北京的大小胡同采访，写出了一篇又一篇京腔京韵的故事。所以北京人亲切地称他是“胡同记者”。因为他写文章用的都是北京人说的大白话，而且已经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写作风格，人们只看文章，不用看作者的名字，就能知道是他写的，所以，北京人对刘一达有个公认的称呼：“京味儿作家”。

　　刘一达用形形色色的小人物展现社会生活的内涵、时代文化的风采及京味文化的底蕴。很多作品都在广大读者，特别是在京城老百姓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些还引起了北京市领导甚至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写作是非常艰苦的，有时一天睡5个小时的觉都是一种奢望。人都有惰性，我跟刘恒先生交流过，他说每天一睁眼就要跟自己的惰性做斗争，我也一样。”

　　正是他的努力和追求，在创作上取得了令人刮目的成就。在当记者的同时，刘一达先后写出了70多万字的京味长篇小说《胡同根儿》（上下卷），60多万字的京味长篇小说《北京爷》（上下卷），以及“虫儿”系列、“京味儿系列”等几十部作品，成为他的创作高产期。

　　写出京味儿经典是最大的追求

　　几十年来，刘一达已发表、出版作品1500余万字，包括：《故都子民》、《人虫儿》、《胡同根儿》（上下卷）、《百年德性》、《爷是大厨》、《北京爷》（上下卷）、《画虫儿》、《大酒缸》等十多部长篇小说；《坛根儿》、《门脸儿》、《大街面儿》、《皇天后土》等三十多部纪实文学；《咂摸北京》、《网上绝唱》、《掌上日月》、《胡同味道》等七部散文随笔集。以及话剧《玩家》等。其中有6部长篇小说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播出，有4部作品被翻译成日文、英文在海外出版发行。京派文化大家邓友梅先生曾这样评价刘一达的作品：“刘一达的作品之所以受关注，还在于他作品中的每一个小人物和普通家庭的沉浮与时代大背景紧紧相连，文中的每一个小人物都像是浮出水面的一朵小花。他的成功不是靠在文字上取巧或是耍点小聪明得来的，他是认认真真把京味文化当作一门学问来追求的。”

　　但只有刘一达自己心里清楚，作为知名新闻人的他，十几年间很难将精力全部用在最爱的文学艺术上。忙碌的他，直到2014年从《北京晚报》退休，才终于实现了全身心地搞精品文学创作的愿望。

　　这不，仅2015年，他就有《北京老规矩》和《传世猫碗》两部作品问世。《北京老规矩》一书包括“起居”“会客”“出行”“交际”“称呼”等5个篇章，约200多条老规矩。刘一达运用娴熟的京味儿语言，把每条老规矩的来龙去脉和意义解释得详尽透彻。而于去年年初出版的长篇小说《传世猫碗》，也遵循着刘一达展现京味文化的思路创作。以御膳房于姓和彭姓两个御厨几代人的宿怨为伏笔，以大家闺秀白姥姥与老北京的“东城四少”彭三爷的旷世之恋为主线，以一个出土的成化斗彩小碗的迷踪为背景，讲述了一个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缩了北京城从民国到现在一百多年的历史变迁和各种背景不同人物的命运。

　　“凡是我不熟悉的场景，就尽量不去写，凡是写出来的，都要有出处。”刘一达说，北京文化在小说中并不是点缀，而是为故事情节服务的，“虽然写的是小说，但我把北京文化自然地融进去，这样大家看了小说还能增长知识。”

　　和刘一达交谈，你会不由自主地感觉到他对文学创作充满了神圣感，以及他内心深处的对京味儿文学的执着。他常说：“写小说不是难事，写出味儿来才是难事，用我的笔写出纯正的‘京味儿’，这就是我创作的追求。我已经努力了几十年，并且还会继续努力下去。当然光写出味儿来还不行，要写出能传世的经典作品来，这才是我现在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