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住北京工人的足迹2

赤裸着在50℃高炉工作——访首钢职工苏显华

　　今年66岁的苏显华是首钢的老职工了，他对记者说：“我跟首钢的感情是很深的。我是在1958年跟随父亲从辽宁鞍钢支援首钢来到北京，从此再也没有离开首钢。”说这些的时候，他饱含着感情。

　　1968年，苏显华初中毕业，便进入首钢修理厂当上热修筑炉瓦工，就是钢厂里建高炉、炼钢炉的工人。这个瓦工与建筑工地的瓦工名称相同，工作内容大致相同。不同的是，这个瓦工建高炉和炼钢炉，还要拆高炉和炼钢炉。建高炉和炼钢炉时炉温正常，而拆高炉和炼钢炉时，要进到几米高的炉子内，炉温达到45°至50°。

　　给苏显华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座高炉先拆后筑，而且工期也很短。就因为这件事，苏显华给当时的首钢总公司党委书记周冠五下不来台。苏显华被破例参加了首钢总公司党委扩大会。他在会上直言，这个工期6个月干不完，最少10个月。他的直言，使周冠五很生气。本来是一个表决心的会，变成了泄气会。会后，苏显华认为，可能要撤掉自己车间带班主任的职务。但是，他还是考虑着工作。他说：“我要想办法缩短工期，争取8个月完成。”他想到了一个主意，由三班倒变成四班倒，每班干6个小时，吃喝拉撒都在炉子内。他对职工们说：“进炉之前，先吃饱，拉屎撒尿，之后进炉。炉温高，可以光着屁股干，实在憋不住尿了，就往炉壁上撒，有骚味就忍着吧！”四班倒的第一天，苏显华第一个进炉温达到45°至50°的高炉里，干了1个小时。在同事们的再三劝说下，苏显华才出了高炉。他说：“待1个小时还可以，再往下待就困难了。职工们可以轮换着出来。”就这样，在职工们艰苦工作下，按照正常的工期完成了先拆后筑高炉的任务。而苏显华不但没有被撤职，反而被提拔为车间主任。

　　苏显华说：“首钢所有的高炉和炼钢炉都留有我的痕迹。现在，首钢北京厂区只留下第三炼钢厂的一座炼钢炉，其余都要拆掉。领导让我参加拆迁小组，我不干。那些都是我的孩子，我怎么舍得拆呢？”

 

纺织车间里嘴贴近耳朵喊——访京棉职工张俊华

　　说起纺织工业给张俊华最大的烙印，她说：“是车间里机器的轰鸣声。职工之间说话要把嘴贴近耳朵大声地喊，对方才能听得清楚。以至于纺织女工培养成了大嗓门，出了车间一说话跟打架似得。”

　　张俊华说的一点都不邪乎。记者曾经到过京棉集团的纺织车间采访过，确实如她所说。那时，京棉集团还没有成立，只有北京第一棉纺织厂、北京第二棉纺织厂、北京第三棉纺织厂。职工习惯地称为“京棉一厂、京棉二厂、京棉三厂”。张俊华是京棉二厂的女工。京棉集团的厂房也跟其它工厂的厂房不同，房顶呈锯齿形状。房顶是三角形，斜边面向南，一个直角边面向着北，安着玻璃。为什么是这个形状呢？张俊华也说不清楚。据推测是根据纺织车间的具体情况而定的，主要是为了散发声音，另外，温度棉线有一定的要求，也有这样的原因吧！总之，房顶形状独具一格。现在，京棉一厂、京棉三厂的厂房已经被高楼大厦取而代之。当京棉二厂也要面临这个状况时，京棉集团的领导做出了一个大胆的、顺民心的决定，留下京棉二厂的锯齿形厂房。张俊华说：“这是让职工看到这个厂房，能够想起那激情燃烧的岁月，留个念想。”

　　聊到“激情燃烧的岁月”，张俊华深情地说：“我都无法想象，那会儿的女工是怎么干的！要是放到现在，女孩们干到第二天就走人了。过去有这样一个说法，轻工不轻，重工不重。说的就是纺织工业。”那时，职工们是三班倒，早、中、晚班各上两天，再休息两天。张俊华说：“最早是连续各上早、中、晚班几天，职工实在顶不住，便改了现在这样。”      

　　记者走在现在的厂房外面，测算了一下，厂房从南到北有100多米，从西到东有300多米。那时，厂房安装着1000多台机器。每名挡车工要负责十几台机器，一天要来回走几十里地，不是空手走，还要看着机器，接着线头。女工们就是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这么干着，忍受着噪音的污染，有的女工患上了耳背的毛病。

 

矿工从棚户区搬进了楼房——访京煤职工廖孝龙

　　2001年，原北京矿务局和原北京市煤炭总公司合并重组北京京煤集团。而原北京矿务局作为向北京提供原煤的历史，也有几十年了。变化最大的当属近十年。这一点，作为井下的矿工廖孝龙感触颇深。

　　1987年1月，廖孝龙被招工从四川仪陇县的农村来到了矿务局的木城涧煤矿。木城涧煤矿在矿务局里算是年龄大的煤矿，已有60多年的历史。当其它煤矿因为各种原因关闭的时候，它还在发挥着出煤的作用。廖孝龙刚到煤矿就被安排到井下在岩石六段当放炮工。他说：“以前叫岩石段，现在叫开拓段。就是在挖煤之前，先开凿洞。我们就是煤矿的开拓者。”廖孝龙从农村到煤矿，只听说煤矿危险。

　　但是，他经过培训第一次下井后，发现并不危险。他说：“只要你按照操作规程去做，就会很安全的。井下一般有五大灾害，水、火、瓦斯、顶板、煤尘。这里没有水，通风好不可能有火，这里是低瓦斯矿，这里的岩石坚硬，不会出现顶板塌落，没有火煤尘不可能爆炸。”廖孝龙先跟师傅学习凿眼、领钎、开小电瓶车等技术。三年之后，廖孝龙掌握了全面的技术，他也从班长干到了队长，后来被选为工段工会主席，直到车间主任。1995年，他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1998年，他又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廖孝龙说：“20多年来，煤矿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是煤矿生产条件的变化，由过去的放炮产煤，改成了现在的机械化产煤，降低了矿工的劳动强度，增强了安全生产的系数。安全系统发生了变化，增加安全投入，建立了六大安全系统，安全事故率越来越低。其次是矿工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我刚来的时候，住的是活动房、小平房。矿工住的是棚户区里。现在，矿工住上了公寓式的楼房。矿工从棚户区搬进了楼房。我在2003年买了一套8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的房屋。1994年，我的户口也从四川迁到了北京，成为北京的居民。”

 

光着脚丫子开始洗瓶子——访红星公司职工

　　说起二锅头，名声最响的当数红星牌。新中国建立初期，第一个以白酒命名的产品就是红星二锅头。红星二锅头历经六十余载，与共和国同龄，是新中国开业大典的献礼酒。从早年的华北酒业专卖公司实验厂到后来的国营北京酿酒厂、北京酿酒总厂、北京红星酿酒集团公司，再到如今的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60年来，红星二锅头经历了令人难忘的历史变迁，也留下了众多“红星人”的历史痕迹。

　　原北京酿酒总厂技术厂长、北京二锅头传统酿制技艺第七代传人王秋芳说：“1949年4月份中央税务总局决定成立华北酒业专卖公司实验厂，调我去做化验工作。我们6人骑自行车从北兵马司出朝阳门往东一直走到八王坟，仅有几间房子也是东倒西歪破烂不堪。我们拣了一口破烂铁锅，支起来后把带来的白面用树技子搅搅加点水，四周庄稼地里抓了小葱扔到锅里，煮了一锅疙瘩汤。当时决定就在此地建厂。” 

　　原北京酿酒总厂酒精厂副厂长程志安：“我来厂时是厂里的洗瓶工人。当时，我们一天干10小时，白酒是包活，完了算。进厂后，给了我一个面袋，一把刷子、一副趿拉板。光着脚丫子开始洗瓶子，也没有什么劳保，手脚泡得发白，冬天裂口子，有时抹凡士林都不管用。白酒工人就更苦了，但他们很满足，说比旧社会强多了。

　　白天苍蝇多，晚上蚊子咬，白天虫鸟叫，晚上蛤蟆叫，觉都睡不好。娱乐方面什么都没有，开会时唱歌，跳跳集体舞，礼拜天休息也没地方去。进城也没汽车，只能到东郊车站坐9点的火车，但回来时赶不上，就得顺着铁道往回走，从前门一直走回来。

　　原北京酿酒总厂机械厂厂长王来德：“记得我进厂时，酒厂就生产白酒，还有少量黄酒，产品单一，设备简陋。那时只有三个车间一个铁工组，有两台旧皮带床子，还有一台摇头晃脑的转床，10多个维修工。当时爱惜设备就像爱惜眼珠子一样，电磨房烧了一台小电动机，公安局来了好几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