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陈宝光的

　　剧外人生

　　□本报记者 乔健

　　■面临中考，陈宝光想报考四中，但班主任不同意，理由是，北京小学的学生很难考上四中。陈宝光最终以双百的成绩考进了四中，而且还进了实验班。

　　■公社要开一个学习毛选的大会，但为了不影响出工，他直到傍晚收工才背起铺盖出发。晚上在野地里睡了一夜。后来有人说，陈宝光在野外过夜能活着回来实属命大。因为，那时陕北狼很多。

　　■陈宝光在部队的时候，特别要求进步。马恩、列宁选集，有工夫就看，很多段落篇章甚至都能背下来。

　　在中国电影史上，编剧陈宝光应该是个绕不开的名字。别的不说，仅《建国大业》和《辛亥革命》两部史诗般的大制作就足以奠定他在中国电影史上的特殊地位。

　　但有如此成就的陈宝光在处事为人上却表现得相当低调，以致想在百度上检索一些有关他的“事迹”都很困难，翻来覆去，总是那么短短的几行文字：中国电影家协会编审，发表影评、人物传记多少多少万字，小说多少多少万字；创作电影文学剧本《建国大业》（合作）《辛亥革命》（合作）等等。

　　那么，陈宝光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上学

　　以双百的成绩考进了四中

　　1952年，陈宝光生于河北，父母都是河北省干部，到了1955年，陈宝光3岁时才随父母从河北来到北京，那一次是奉调进京。有关那段日子，从小就怕人多的陈宝光唯一记得的，就是父母因为工作忙，一到北京就把他送进了托儿所。托儿所在东四附近的演乐胡同，他在那儿待了4年。7岁的时候，父母又把他送进了北京小学。由于性格内向，陈宝光小学一二三年级虽然学习不错，但直到四年级，才受到老师的重视，当上了班干部。

　　1965年，陈宝光面临中考，根据志愿，他想报考四中，但班主任不同意，理由是北京小学的学生很难考上四中。陈宝光一听没主意了，是啊，老师说得有道理，因为在那之前，几乎还没有人考上过四中，怎么办？他只好回家去问父母，本想从父母那儿得到些鼓励，以增强自己的信心，没想到父母却完全同意老师的意见。多少年后陈宝光再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那时父母太忙了，可以说几乎没有时间考虑一个孩子升学的事。巧的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大他5岁的姐姐发话了：“四中怎么啦，四中不是人考的？你呀，就去考四中！我就不信考不上！”结果姐姐一语成谶，陈宝光最终以双百的成绩顺顺当当地考进了四中，而且还进了实验班（当时北京只有清华附中和四中有实验班，实验班教材是自编的）。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踌躇满志的陈宝光在四中只上了一年，文革就开始了。文革对于渴望知识的陈宝光来说是一场噩梦：学校停课，老师挨斗，父母一夜之间就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街小巷到处是大字报大标语……

　　那时，社会上流行着一句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但陈宝光对此并不认可，他觉得别说父母不是“反革命”，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即便是，即便像现在这样被揪出来了，也并不妨碍他跟着毛主席干革命。不过，话虽如此，但在当时，连去天安门游行几乎都是一种政治待遇的年代，当他被告知不让他去天安门游行的时候，“那真是脑袋像是让棒子打了一样，嗡嗡的……”

　　那件事让陈宝光至今记忆犹新。

　　陈宝光说，对于文革这场悲剧，国人绝不可忘却，否则，后世很有可能会再度重蹈那些悲剧。

　　插队

　　主动请缨在母亲的泪光中离开北京

　　1968年，陈宝光初中毕业。本来，如果等一等，他可以留在北京，进工厂或者其他什么单位。但恰在此时，他却和另一个同学向学校提出要去延安插队落户。母亲闻讯后，悄悄地对他说：“你爸就快要解放了，再等一等吧，等一等能留在北京。”陈宝光没听，他觉得既然话已经说出去了，就驷马难追。

　　在母亲的叹息和泪光中，陈宝光离开了北京……

　　陈宝光至今记得他插队的地方，是陕西省延长县安沟公社姚家园大队。他们四个知青住在一口破旧的窑洞里，窑洞很深，左边是个大通炕，最里面有个很大的灶台。开始时，谁都不愿意挨着灶台，嫌脏。陈宝光就主动把自己的被褥放在了灶台边上。没承想，竟因“让”得福，当地人说，挨着灶台的地儿炕最热，冬天最舒服：宁舍住高楼，不舍热炕头。

　　陈宝光在“热炕头”上睡了足足两年半。他记得只有一次他睡在了地头。

　　那次是公社要开一个学习毛选的大会，队长说你去吧，你们城里娃有文化，能说出个道道来。

　　大队离公社25里路，要翻过两座塬，本来陈宝光可以吃了晌午饭就走，但为了不影响出工，直到傍晚收工他才背起铺盖出发。一路上，他连跑带颠，好不容易赶到公社，谁知公社的人却告诉他，会议改期了。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他只好饿着肚子往回返。陕北的夜晚，天黑得吓人，有时连路都看不清，果然，在翻过一座塬之后，陈宝光迷路了。他既不知道再往哪个方向走，也不知道自己已经走了多少路，更不知道离家还有多远。不过陈宝光有他的办法：既然迷路了，那就索性不走了，等天亮再说。于是，他把背在身上的铺盖往路边儿一铺，“纳头便睡”……他记得，那一觉醒来，他的身上和被子全被露水打湿了……后来有人说，陈宝光在野外过夜能活着回来实属命大。

　　因为——陕北那时狼很多。

　　部队

　　马恩、列宁选集很多段落篇章都能背下来

　　陈宝光21岁时成了一名铁道兵战士，而此前，他在抚顺挖掘机厂干了整整一年半的铆工。底层劳动人民的艰苦生活，让陈宝光领教了生活的真正面目。

　　那一年，部队正在修建襄渝铁路，陈宝光所在的施工连首当其冲，他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工作环境异常艰苦，但他愣是没叫过一声苦，喊过一声累。许是因为有良好的表现，加上一口北京腔，半年多之后，陈宝光被调到了部队的电影组。虽然他主要是负责广播，但近水楼台，没多长时间，他就学会了放电影。那是陈宝光第一次和电影发生密切关系，而在此之前，他只记得小时候喜欢过幻灯……

　　陈宝光回忆那段生活时说：“那时候，特别要求进步，73年当兵，75年就入了党。”马恩、列宁选集，有工夫就看，很多段落篇章甚至都能背下来。

　　有一次，部队召开一个学习会，陈宝光在会上做了一个即席发言，正好在座的有师里的一名领导，听了他的发言十分满意，当场表态，说部队就缺少这样的人才，所以对于这样的人才要尽快提拔起来，要不拘一格，有一个提一个，毫不含糊。在座的人谁都以为陈宝光遇上了伯乐，很快会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去的。结果，出人意料的是，过了很长时间，事情仿佛水中的涟漪——起了几个圈儿之后，就再也没有动静了。

　　就因为这，年轻的陈宝光生气了，觉得领导说话不负责任，在拿他开涮，坚决要求复原，离开部队。

　　陈宝光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那时候年轻，气盛，其实，再等等，也许他的人生会是另外一种走向。

　　工厂

　　充实的业余生活为自己打开了另一扇门

　　1977年5月，陈宝光复员回到北京，分在了手表二厂工作。陈宝光至今记得，厂址就是现在的双安商场。

　　因为既是复员军人又是党员，厂里让他在底盘车间夹板组担任了小组长，管理十几个和他一般大小的男女职工。活儿虽不累，但工厂的生活却很枯燥而且乏味。

　　为了打发业余时间，陈宝光开始每天阅读大量的报刊书籍，并且尝试着写一些东西。有一次，他写了一篇题为《文学创作不能搞逻辑思维》的文章，自觉满意，拿给姐姐看了，正好姐姐有个同学，父亲是中国戏剧报的副主编，名叫张真。姐姐说：“你把文章拿给人家专家看看，提提意见，说不定还能发表呢。”

　　陈宝光听罢，二话没说就去了，张真看了他的文章之后大加赞赏，说只要再做些修改就可以拿去发表了。从那儿以后，陈宝光每周都到张真家去修改文章，他记得那篇《文学创作不能搞逻辑思维》的文章改了足足有七八次，但最终却因某种原因没能发表。不过，几乎就在那同时，他的另几篇影评却刊登在了《电影艺术》杂志上。

　　有一天，他无意中向张真流露出想换换工作的想法，张真一听，说：“我本来就觉得工厂不适合你，干脆你上剧协来吧。”陈宝光的心动了。正在此时，影协却忽然透出了想要调他过去的消息……

　　影协

　　创作《离开雷锋的日子》时就像走地狱

　　经过一番周折，陈宝光最终去了影协，去编那本他发表过多篇影评的刊物——《电影艺术》。陈宝光后来说，也许这就是宿命，如果当初他去了剧协，那么，后来的《建国大业》、《辛亥革命》两部电影的编剧也许就不会出现他的名字了。

　　初到《电影艺术》杂志的陈宝光最看重的是文艺理论，对创作则不屑一顾，他那时最崇拜的是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

　　然而最终他还是走上了创作之路，促使他转变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有一天，他碰上了黄药眠，黄药眠既是著名文学家，又是文艺理论家，他原以为黄药眠会鼓励他在文艺理论上作些探讨，没想到，黄药眠对他说的第一句话竟是“你为什么不搞点创作？”第二，那时北京的电影院里正在放映日本电影《啊，野麦岭》，他看了之后写了一篇万字影评《通向马克思的道路》，结果没发。这使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开启了自己的创作生涯。

　　可能是厚积薄发的原因，很快他就在《天津文学》上发表了小说处女作，接着又在《长城》和《作家》上连续发表中短篇小说。正当那些细心的读者翘首盼着他的下一篇作品的时候，陈宝光却突然沉寂了。

　　陈宝光后来对此作出了解释，因为毕竟他的主业是编辑，文学创作对于那时的他，只能利用不多的业余时间偶一为之而已。

　　俗话说，命运之神最爱眷顾那些有准备之人。

　　陈宝光有个好友叫王兴东，是个电影导演。有一天两个人聊天，聊着聊着就聊到了王兴东新近导演的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王兴东说，现在出版社想出本同名小说，自己太忙，所以……陈宝光一听就知道王兴东底下想说什么，急忙接过话茬，说：“这样吧，咱俩合作。”

　　陈宝光后来回忆说，那是一件很要命的活儿，出版社要求一个月交稿，而他手头唯一的文字材料就是一本有关雷锋事迹的小册子。好在出版社后来出资让他去了趟抚顺，参观了一下雷锋纪念馆，并且和雷锋班班长聊了半天儿，再有就是把雷锋战友乔安山请到北京，陈宝光到宾馆跟他谈了一个晚上……

　　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小说《离开雷锋的日子》开笔了……

　　陈宝光说，那段日子真跟走地狱一样，白天上班，晚上到家吃完饭趴在那儿就写，每天都要熬到凌晨三四点钟才敢上床睡觉：25万字啊，一天八千多，得一个字一个字的抠哧，而且还要保证小说质量的上乘……

　　好在陈宝光最终如期完成了这部小说的创作。小说出版后，也赢得了各界的一致好评，成了“正面可读”的范本。

　　2008年，有一次陈宝光去王兴东家，聊天时王兴东说，明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想写一个反映全国第一次政协的剧本，问陈宝光有没有兴趣。陈宝光二话没说，当即就表示了同意，且回去就马不停蹄地开始了艰苦的写作……就在剧本写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有一天王兴东对他说，你跟别人真不一样啊，整天就光埋头忙着写剧本，怎么也不问问报酬是多少？白写了怎么办？陈宝光闻听，当即回了一句：白写就白些，我学了本事，还没交学费呢！

　　王兴东感动了。他觉得在物欲横流的今天，为了金钱,姑嫂勃谿，兄弟阋墙，甚至父子反目的事情亦不足为奇，而陈宝光居然连问都不问一句，足见他有着宽广的视野和博大的胸怀。他觉得这对于电影创作以及他们今后的合作当是最牢固的基础。

　　果然在那之后，陈宝光和王兴东又合作创作了电影剧本《辛亥革命》以及同名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