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将陈赓之子陈知建深情讲述——

　　父亲是个足以使我

　　高山仰止的大英雄

　　■陈赓原来叫陈庶康。陈赓逃婚进湘军。

　　■父亲二次从军进黄埔军校。北伐时救过蒋介石一命。

　　■父亲在特科三教九流都熟悉。父亲指挥的386旅被美军称“中国最好的一个旅”。

　　■父亲手下有“五大员”各怀绝技。我此生最大的痛苦就是和父亲在一起时间太短。

　　陈知建是大将陈赓的二儿子。日前，笔者采访了陈知建将军。他说：“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不是我能定义的了的，因为我根本就不具备给他下一定义的资格。我只能说他，在我眼里，是一个顶天立地、足以让我高山仰止的大英雄！”

　　陈赓原来叫陈庶康

　　父亲逃婚进湘军，后在铁路干办事员

　　父亲一生，可说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如果非让我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人生何处不传奇”。

　　父亲1903年2月27日出生在湖南省湘乡县龙洞乡羊吉安村。陈赓并不是他原来的名字，他原来的名字叫陈庶康。

　　父亲13岁时，上完私塾就到离家二十多里地的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东山高等小学堂也是毛泽东的母校。父亲在那里了解到了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常遭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小学毕业后，父亲可能读中学、读大学。我爷爷非逼父亲结婚。父亲只能从家里偷跑出来，走上从军之路。这时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陈赓，目的就是让家人找不到。

　　父亲进入湘军以后，被编在湘审军第2师6团2营当兵，和彭德怀、黄公略在一个团。父亲在湘军四年，从二等大头兵到上士，虽一直处在最下层，但也让他成长为了一个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士兵。父亲也目睹了军阀混战给百姓带来的灾难。他想：自己当初来参军，虽是为了逃婚，可也是抱着一腔爱国热情，为打倒列强、兴复中华而来，没想到却进了这样一支祸国殃民、无恶不作的部队，这里哪是我陈赓应该待的地方！

　　1921年秋，父亲他们团的团长因不满军中倾扎，于是设法在粤汉铁路谋得了湘局局长之位。父亲护送他到长沙上任，当他了解到父亲也不想在湘军干了的时候，就给父亲在铁路上安排了个办事员差事，月薪60块大洋。

　　父亲到长沙以后，就一边工作，一边拼命补习文化知识，还自学了英语。不仅阅读了大量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文章，还和湖南著名共产党人何叔衡、郭亮、姜梦周等人多有接触。为开阔眼界，他还特意请假去了趟上海，到上海大学旁听。当时，主持上大校务的是恽代英和瞿秋白。中共早期领导人，如陈独秀、萧楚女、蔡和森、张太雷等，也经常来上大给学生们讲课。父亲在听了他们的课后，就觉得茅塞顿开，从此坚信：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

　　父亲骄傲地说：“第一年有党，第二年有我。”意思是，中共建党后的第二年，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实，父亲早在1921年就已参加湖南中共党小组的工作了，并提出了入党申请。如果不是当时湖南中共党小组的一位负责人说他是地主家的大少爷，要多考验他几个月的话，那就是第一年有党，第一年就有他了。

　　父亲二次从军进黄埔军校 

　　父亲北伐时救过蒋介石一命

　　父亲的第二次从军，是在1924年6月。那年，他服从党组织的决定，考取了刚刚成立的黄埔军校。

　　应该说在黄埔一期的学生当中，父亲是比较特殊的一个。首先，他是个共产党员；其次，他是个知识分子，文化程度相当于现在的中专吧；第三，他是一个有着4年实战经验的士兵。特别是这最后一点，让他在学习中，能理论结合实际，因此深得同学、教官们的喜爱，很快他就成了学生头儿，并当过孙中山的侍卫。后来，有人将他和蒋先云、贺衷寒一起并称为“黄埔三杰”。蒋介石还曾给父亲下过“此生性格稳重，能刻苦耐劳，可带兵”的批语。不过当蒋介石知道父亲是共产党后，又批了“此生是共党分子，不可带兵”。哈哈哈……

　　1924年11月底，父亲从黄埔一期结业留校，当了新生连连长。父亲说：“带的那个连是黄埔学生军中，战斗力非常强的一个连，经常受到团长张治中的夸奖。”时任黄埔军校党代表的廖仲恺和时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都对父亲极为欣赏。

　　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右派和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爆发了激烈的冲突，黄埔学生也迅速分化为两派。

　　父亲说：“我们那时，也不懂得争取群众，孤立对方，只会骂人。我们骂他们是反革命，他们也骂我们是反革命。一次，蒋校长在汕头请我们吃饭，两家说着说着就用食具打了起来。”但他们打归打，即使后来成为战场上的对手，还是很念同学情的。毕竟大家都是抱着“打倒列强除军阀”为理想来黄埔的，只是政见不同罢了……

　　父亲在黄埔时，还做过一件惊天动地的事，那就是救了蒋介石一命。那是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二次东征。蒋介石率总指挥部随第三师行动。父亲带着他的连警卫蒋介石。第三师在华阳与陈炯明部队的主力林虎部遭遇，吃了败仗。蒋介石急了，跑去前线督战，也不顶用，第三师兵败如山倒。蒋介石见状，拔出手枪，就要杀身成仁。父亲见状，冲上去，下了他的枪，然后就劝他说：“校长，你不要太悲观了，这次失利，只是一个师，现在我们离开这里，还可以再打回来。”蒋介石听了父亲的话，终于打消了自杀的念头。这时，敌人已经冲了上来，蒋介石吓得两腿直打哆嗦，路都走不动了。父亲只好背起他，撒丫子就跑。父亲的脚在打惠州时负了伤，当时还没好。可就是这样，父亲还是背着蒋介石冲出了重围。等到了安全地带，父亲把他从背上放下来。没想到他脚一沾地，跑得比兔子还快，反正父亲是没追上他。

　　过后，蒋介石在一次对黄埔师生的训话时说：“什么是黄埔精神？陈赓就是黄埔精神。”从那以后，他就把父亲留在自己身边做了侍从参谋。尽管他对父亲百般器重和拉拢，但仍无法改变父亲的共产主义信仰。在大革命的关键时刻，父亲还是与他分道扬镳了。

　　父亲在特科三教九流都熟悉

　　巡捕让“王先生”抓父亲

　　父亲有过4年地下工作的经历，甚至可以说他是搞情报出身的。1926年，父亲受中共中央委派，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在“契卡”（即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克格勃的前身）接受了几个月的培训。1927年2月，他回到上海，7月15日，父亲到南昌参加著名的南昌起义，不幸在会昌战斗中左腿负重伤。10月，父亲经香港转至上海养伤。当伤养得差不多时，便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任二科（即情报科）科长，化名王庸。

　　当时，上海情况复杂，被称为是“冒险家的乐园”。父亲不愧是一个“三教九流都能搞的来的专家”（毛泽东语）。父亲上任后，很快就建立了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庞大的情报网，其眼线遍布国民党军、警、宪、特、党部机关和租界巡捕房。他还跟很多青帮大小头目交上了朋友。可以说父亲在特科工作时，是特科最辉煌的时期。一天，一个和我父亲关系不错的法租界巡捕房里的头儿，在街上碰到我父亲，还说：“哎，王先生，国民党让我帮他们个忙，要抓一个叫陈赓的人，你认识吗？”“嗯，听说过。我帮你留意着点。”父亲一笑，回答道。“好，那就拜托您了。您是能人，好办事！”说着，他还用手拍了拍“王先生”的肩头。他哪里知道眼前这位“王先生”就是他要抓的陈赓啊！

　　1949年，上海解放后，父亲还当过几天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后来，他在谈及此事是还说：“我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党叫我去和上海的大流氓头子、青帮大头目杜月笙交朋友。我与他的关系处得很好。上海的三教九流都知道我和杜老板的关系不一般。上海解放前，地下党要他留下。他说，我不会去台湾，但也不想留在上海，要到香港去度晚年。由此可以看出他和蒋介石的矛盾。上海解放后，为稳定上海局势，稳住上海的三教九流，中央就叫我挂名了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杜月笙在香港听说后，还通知他在上海的徒子徒孙，不要闹事，并要积极配合‘陈局长’抓捕国民党留下的地下特务。”

　　父亲的这个大将是一仗仗打出来的

　　386旅被美军称“中国最好的一个旅”

　　1955年，父亲被授予大将军衔。他的这个共和国大将，绝对是一场仗一场仗打出来的。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父亲在鄂豫皖苏区，就以善打硬仗，名扬红军内外了。他先后担任过红四方面军13师38团团长、12师师长，率部参加了黄安、商（城）潢（川）、潢（川）光（山）战役，均取得了重大战果。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父亲任红军干部团团长。这个团是由约2000名学员组成的。他们一路屡克强敌。特别是在土城之役中，干部团打出了神威。另值得一提的是，干部团在长征路上，还未间断过学习和训练。在不断向各部队输送“毕业”学员的同时，又不断吸收新学员。长征路上办教育，枪林弹雨中搞训练，创造了世界军事教育史上的奇迹。

　　红军到达陕北后，父亲又担任了红一师师长。山城堡之役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同国民党中央军的最后一场大仗。红一师担任了主攻任务。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父亲担任了129师386旅旅长。10月，386旅渡过黄河，进入山西，配合正面防御的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当时，日军正全力进攻娘子关的国军守军。21日，386旅夜袭长生口、蔡家岭；26日、28日，又在七亘村叠伏日军，毙敌300多人，轻松化解了娘子关的国军之困。这一仗充分体现了父亲不拘一格的战法，父亲说：“打仗这个事，就不能照搬教科书。你学了那些正规战术，为的就是不按照那些正规战术来打。”

　　386旅越战越勇，又相继取得了神头岭、黄崖底、长生口、长乐村、响堂铺、香城固之役的胜利，打得日军是恼羞成怒。后来他们的坦克上都贴上了标语“专打386旅”。这说明日军是被打疼了，也被打急了。

　　神头岭之战，是让人叹为观止的一次伏击作战。当时，129师师长刘伯承命令385旅的一个团佯攻黎城，引诱潞城的日军来援，386旅在中途设伏，给予歼灭性的打击。父亲领命后，就和参谋们商量这个仗应该怎么打。父亲说：“潞城有日军3000多人，我们的兵力少，馒头太大，要没个好地方打伏击，是吃不掉它的。”大家围在地图前，议论纷纷不约而同的把目光指向了神头岭。因为从地图上看，那里有一条深沟，公路从沟底通过，是个打伏击的理想地点。父亲问：“神头岭的地形谁去看过？”没一个人吱声。父亲就说：“这不是纸上谈兵吗？走，咱们先去看看地形再说。”大家到实地一看，全傻眼了，公路不是从沟底通过，而是在一道山梁上，路两边光秃秃的，根本没有可以用来隐藏部人的遮蔽物，只有以前晋军留下的一些破旧工事。就在大家都感到十分泄气时，父亲一挥手说：“走，回去再商量商量！地形是死的，人是活的。想吃猪肉还怕找不到杀猪的地方？”.    

　　回到营地，大家都说肯定是不能在神头岭打了。那就选别的地方吧，可是选哪儿好呢，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了半天，也没得出个结论。父亲终于开口了：“我看，这一仗还是放在神头岭打！”大家都很吃惊，大眼瞪小眼地看着父亲，想听听他接下来会怎么说。父亲喝了口水，这才不慌不忙地说道：“不要一说打伏击，就想到深沟陡崖，天底下哪有那么多深沟陡崖？神头岭的确不是理想的打伏点，但日本人同样也会这样认为，必然麻痹。我看路两边的那些旧工事，还是可以用来隐藏部队，只要伪装做得好，敌人很难发现。打伏击讲的是出其不意，还有比在这里设伏更出其不意的吗？山梁狭窄，我方兵力固不易展开，但敌人的兵力更加不易展开。”说着，他把手杖往两张桌子上一架，问：“两个人在独木桥上打架，对谁有利？”“谁先下手谁占便宜。”“对呀！只要我们能够做到突然、勇猛，这不利的条件，就只是对敌人不利，而对我们有利了。”大家一听豁然开朗。

　　果不出父亲所料，这一仗我军胜得毫无悬念，共歼敌1500余人，击毁日军汽车百余辆，还缴获了大宗的军用物资，仅骡马就有300余匹。枪声停息后，公路上全是日军尸体。父亲拿起一台缴获的照相机说：“我们可以拍些照片，给报纸、杂志发表，让全中国、全世界知道，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下场！”那次，父亲还很危险，仗打到一半，他就跑到前面去了，一颗炮弹落在他身边，将他的手杖都给震飞了，但就是没有炸着他。当时在八路军访问的美国军事观察员卡尔逊在了解了386旅的情况后，曾说：386旅是“中国最好的一个旅”。

　　当时，父亲手里也有一张庞大的情报网。1942年夏天，父亲就是根据我军设在长治的一个情报站送来的一份关于日军即对我太岳抗日根据地发起一场“铁滚（即铁壁合围）大扫荡”的情报，作出了留下小股部队和民兵与敌人周旋，主力部队深入敌后“大闹天宫”的决定，使2000多日军和1000多伪军既没在根据地占到任何便宜，老巢又频频告急，只能草草收场。

　　还有，电视剧《亮剑》中有个李云龙率独立团伏击日军战地观察团的情节，那不是瞎编的。当时，有个伪军司令，名叫陈涛，是我军临汾情报站安插在敌营里的一颗钉子。1943年10月，他报告说一个由180名日军军官组成的战地观察团将在24日上午从韩略村经过。于是，父亲就派了一个团，在韩略村设伏，打掉了这个观察团，击毙日军少将旅团长一名、大佐联队长六名和一百多名中队长，仅三人脱逃。此战令日军华北驻军总司令岗村宁次大动光火，亲自跑到临汾，撤了驻扎在那里的日军第69师团中将师团长清水的职，并扬言：“就是再牺牲两个联队，也要吃掉这股共军！”他又派了2000多日军，在6架飞机的掩护下，在韩略村附近搜寻了好几天，但却一无所获。

　　不久，日军第69师团，准备成立一个情报班，还有意让陈涛去当班长。父亲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一定要让他千方百计当上这个情报班的班长。”当时有人提出：一个伪军司令所能发挥的作用怎么也比一个小班长要大得多吧。可是父亲却说：“你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情报班，虽然它名声不大，机构也小，但却是一个搜集日军情报十分难得的位置，他在这个位置上所能发挥的作用可比一个伪军司令大多了。”　

　　解放战争开始后的1946年，父亲率太岳纵队两个旅7000余人，克长子县城，下长治北关，歼敌1万5千人，活捉阎军第19军军长史泽波和炮兵司令胡三余等将官多人。

　　上党战役后，太岳纵队，改称晋冀鲁豫军区第4纵队，父亲任司令员。7月初，父亲以其灵活多变的战术，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取得了闻夏、同浦、临浮战役的胜利，歼敌5万余人。

　　临浮战役结束以后，4纵又和王震指挥的2纵一起，发起了吕梁战役，有力地配合了彭德怀在西北的作战。

　　1947年8月，父亲统领陈谢兵团（由4纵、9纵和第38军组成）8万人，南渡黄河，挺进豫西，和刘邓、陈粟两路大军一道，开辟了中原解放区。

　　1948年3月，父亲又率部协同华野主力一部先后进行了洛阳、宛西、宛东战役，全歼了国民党军青年军第206师，并俘虏了该师师长、蒋介石的宠将邱行湘。他也是父亲在黄埔时的小师弟，进一步改变了中原战局。11月，淮海战役打响，父亲的部队无论是在使国军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陷入重围的截断津浦铁路南段的战斗中，还是在围歼号称“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的黄维兵团的战斗中，都出色地完成了总前委交给的任务。作战中，父亲还不忘利用他在黄埔军校时的关系，向国军上层将领展开政治攻心。如敌14军军长熊绶春是黄埔三期生，父亲就写了封信，让在前期战斗中被我军俘虏的他的参谋长带信回去，劝他投降。但就在他正在犹豫之时，总攻开始了，熊被乱枪击毙。打扫战场时，父亲特嘱手下，一定要找到熊的尸体，“好好埋葬，立个碑，以后他的家人来找，也好找到……”

　　1949年2月，中野被编为三个兵团——第三、第四、第五兵团，父亲任第四兵团司令兼政委。4月24日，父亲率四兵团于渡过长江，挺进浙赣线，解放了南昌。1933年3月，父亲曾在上海，因叛徒出卖而被捕，旋被押往南京，一个月后，又被解往南昌。此时，蒋介石正在南昌。他本来是想以校长身份，劝说父亲归降。哪知父亲对他开出的种种优厚条件，非但不屑一顾，还当面大骂蒋介石是独夫民贼，搞得蒋介石下不来台，恨不能将我父亲立刻杀掉。可我父亲又曾救过他的命，更有宋庆龄等人不断地给他施压。他也怕杀了我父亲会被全天下的人鄙视，是以只好又让人将父亲押送回南京。后经中共地下党组织营救，父亲终在被捕两个月后，重获自由。当年，父亲在离开南昌时，曾有人对他说道：“希望你能再来。”父亲朗声回答说：“我若再来，一定会带十万部队来！”16年后，父亲果然没有辜负当年之壮语，带兵攻克了南昌城。

　　随后，父亲又挥师两广，进军云南，千里大追歼，一路催枯拉朽，势如破竹。将盘踞在广东的国民党军余汉谋部、广西的国民党军白崇禧部和滇南的国民党军汤尧部，横扫出局，并活捉了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兼第八兵团司令汤尧。至1950年2月，解放云南全境。2月下旬，父亲被任命为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省政府主席。十多天后，他又亲自指挥了铲除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西昌，全歼了国民党军3万余人，为历时3年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在整个解放战争中，父亲的部队，转战13省，歼敌超过70万人，解放城市306座。

　　当战争的硝烟在中国大地上渐渐散去时，父亲却又走上了新的战场。1950年6月，中共中央应印支共产党总书记、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也是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和父亲建立了革命友谊的胡志明之请，同意由父亲率领中共中央工作组赴越，协助越军抗击法国殖民军。7月7日，父亲离开昆明，前往越南，随行的有十几个参谋和一个警卫队，还有一个运输队。他们先是乘车在我国境内走了大约一个星期，又骑马走了四五天，这才跨过了边界线，进入越北丛林。

　　进入越北丛林之后，马也不能骑了，穿林、爬山，都得走着。当时，正值雨季，道路十分泥泞，十脚下去会有八脚踩进烂泥里，要费好大的劲才能拔出来。父亲的两条腿原来都负过伤，他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比别人更大的努力。丛林里还有大量毒虫出没，如被咬到一口，后果不堪设想。父亲后来回忆说：“那次去越南，真比长征还苦。”

　　父亲在越南工作了3个多月，不仅将越共领导下的原来一直处在游击队阶段的越南卫国军，改造成了一支正规军，还组织、实施了边界战役，一举歼灭法军8000余人，收复了5市13县，打通了中越两国之间的交通线，使战场的主动权转移到了越南卫国军手中。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当时在越南丛林里的父亲，密切关注着朝鲜局势。11月初，父亲回国向中央汇报越南的情况。汇报完后，又主动请缨，入朝作战。1951年3月，中央军委正式任命父亲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第3兵团司令员、政委，协助彭总指挥作战。1952年4月，彭总回国治病，父亲又以代司令员的身份全面接管了志愿军的工作。上甘岭一役，毙俘美军两万五千余人，击落敌机270余架，击毁击伤敌大口径火炮60余门、坦克14辆，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1952年6月，朝鲜战局进入僵持阶段。父亲奉召回国，又被委以了创建我军最高军事学府的重任。在向父亲布置任务时，毛泽东说：“你上过黄埔军校，又担任过彭杨步兵学校的校长、带过红军干部团，因此，这个工作非你莫属。”于是，父亲又像指挥打仗一样，开始了艰难的办学。1年3个月后，一所综合性的、多军兵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在哈尔滨落成。父亲是第一任校长兼政委。

　　1954年10月以后，父亲又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参与指导了解放一江山岛等浙东沿海岛屿的作战……

　　父亲手下有“五大员”各怀绝技

　　父亲的老警卫员搬道岔几十年

　　父亲带出了很多勇冠三军的名将，比如红军时期的徐海东、许世友、陈锡联，抗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秦基伟等名将。而他身边的“五大员”——老骑兵通信员、老侦察员、老司号员、老警卫员，还有一个是老饲养员，也就是马夫，很少有人知道，但他们各怀绝技，在作战中能起到别人起不到的作用。

　　父亲手下有几名老侦察员，都是老红军，派出去，你说要哪一级俘虏，他就能给你抓回哪一级的俘虏。你说要化装一下子，他们都化装的特别像。有个叫程甲锐的，这个人是个山西人，画儿画得特别好，后来还当过黑龙江省美协主席。当年，他就在父亲的部队里做情报科长。此人不仅在地形学上有很深的造诣，他标的图，一丝一毫都不带差的，更有过目不忘之能。

　　父亲的司号员也是很厉害的。我父亲是最关心司号员的。他的那个老号长，是个老红军，在部队里牛得很，没人敢惹。行军中，父亲要找哪个团的团长，或哪个营的营长，只要有他一吹号，就能把那个团长或营长叫过来。1950年，部队打到昆明，他年纪也大了，叫他转业到地方，谁去做他的工作都不好使。他就说要让我离开部队，除非司令员亲自来跟我说不可。我父亲一听明白了，请他好好吃了一顿，这他才走。

　　再说父亲的马夫，也是八路军首长的马夫里马养的是最好的。在他的马厩中，经常拴着几十匹好马。父亲的一些老部下，乃至一些首长，都特别希望能从我父亲这里得到一匹好马。父亲的马夫在军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很多团长、营长见了他，都客客气气的。抗战胜利后，他离开了部队，父亲后来还找过他，可惜没能找到。

　　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父亲的警卫员都不是长得漂亮、短小精干的机灵鬼。父亲的一位老警卫员叫尚小辰。我是被他带大的，所以我们爷儿俩的感情特别深。淮海战役时，父亲有意让他当连长，他说：“我不去，我没文化，我还要跟着傅涯同志（陈知建的妈妈）学文化呢。”部队到云南后，他和老号长一起复员。当时，安排他到昆明火车站公安处当指导员。他干了没几天就辞职了，非要去当工人。此后，他就在一个小站上，搬了几十年的道岔，直到离休。困难的时候，他从来没想过来找我们，直到当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很老了，如果再不来看看的话，可能就永远见不到我了，这才打了一个免票，到北京来看我。我说：“我没爹了，就把你当我爹供着吧。”

　　我此生最大的痛苦

　　就是和父亲在一起时间太短

　　我是1945年在延安出生的。1951年我们家从昆明来的北京。我在育英小学，在北京四中上中学。

　　父亲很喜欢孩子，只要不碰他那几根弦说谎、偷东西和搞特殊化，淘点气没什么。你就是把猫丢到他的脖子里，他也不会生气。可你要是碰到了他那几根弦，生起气来，样子很吓人。他一拍桌子，桌子上的铜墨盒都会被震得蹦起来。

　　父亲很幽默。记得1955年授衔那天，父亲回来后，我就问父亲：“你封了个什么将？”他笑道：“什么将都不是，是个芝麻酱。”我还真信了。不一会儿，我妹回来了，我就跑过去跟她说：“你知道咱爸封了个什么将吗？”“什么将啊？”“芝麻酱！”就因为这个事，我还被我妹嘲笑了好久。

　　父亲有个毛病，就是受不了孩子哭。我弟小时候怕打针，一打针就会哭。父亲只要在场，就会说：“先别打，等我躲出去了再打。”他是真怕孩子哭啊！我、我弟，还有我妹，小的时候，有啥要求，说不管用，只要一哭，基本都能得到满足。

　　初中毕业，我就不想上学了，闹着要去当兵。当时，我父亲已经去世了，我妈管不了我，就叫了父亲的一个老部下来跟我说。他倒是干脆，直接把我拉到父亲的骨灰盒前，狠狠地教训了我一顿。倘非如此，我就不可能再去读高中了，也不可能后来考上我父亲一手创建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那我的人生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样子了……

　　我这辈子最大的痛苦就是父亲去世得太早。他走得的时候，只有58岁，我才15岁，还在上初中。这个事儿虽已经过去了53年，可我依然记得非常清楚。1961年3月16日，是个星期四，那天我正上着课，父亲的秘书直接将我从教室里叫了出去，“快，赶紧跟我去机场，你爸在上海犯心脏病了，情况很不好，咱们这就赶过去。”一路飞车，赶到机场，登机后，我才发现妹妹知进和弟弟知庶也被人送上了飞机。看来，父亲这回病的不轻！但我还是没太在乎，因为我觉得我那个大英雄的父亲根本不会被一个小小的心脏病夺去生命。

　　当飞机降落在上海机场。一开舱门，我就看到接机的人都红肿着一双眼睛，不说话。这时，有人拿了黑纱，给我和弟弟、妹妹戴上，我才感觉大事不好。在随后的几个小时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在一次去上海的火车上，他给我们讲了他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时的一些事。到上海后，他又安排我和弟弟、妹妹去参观了汪伪的老巢76号和他曾经坐过的提篮桥监狱。

　　参观结束后，我们回到住的地方。一进门，父亲就问：“参观得怎么样啊？有什么感想没有？”“太可怕了！那水牢、那电椅、那皮鞭……”我和弟弟、妹妹争先恐后地向他汇报着我们的参观感受。父亲微微地点了点头，只说了一句：“若干年后，不知道你们还能否理解我们曾经的那个时代。说完，他就站起身来走了。”他的这句话和他说这句话时的神态，我至今记忆犹新。我想，我对父亲的理解，或许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