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刘文英（左）在军事医学院与战友留影。

　　刘文英 口述

　　郝宝璋 整理

　　看着相册中这些熟悉的照片，刹那间，我仿佛回到了从前。

　　在读高小时，我曾被日本兵抓过三次、活埋过一次，最后想尽办法才逃出魔爪。因此，我决心参加抗日。1943年，我在家乡参加了青年抗日先锋队，当上了干事，并任村财粮委员。那些日子，我们经常组织儿童进行抗日宣传，带领青年给八路军传送情报，配合民兵进行地道战、地雷战、游击战。就这样，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1948年，我先后参加青风店、石家庄、保定、平津等战役。保定战役时，我带领两个排的马车负责给前方供应弹药。平津战役时，在北京周边敌特复杂的情况下，我带领180辆马车连夜把接管下来敌人的大量子弹、炮弹运往前线。在这些战役中，因出色地完成上级的任务，我受到了领导机关的表彰。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被送到解放军兽医大学学习深造。自1960年我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后，主持完成了“五号止血粉”的研究。

　　1976年，我转业到吉林兽医科学研究所任副所长。当时，该所十几年基本没有搞科研，并且没有正规的规章制度，试验仪器陈旧、课题少、经费少，只有几万元，无法开展工作。针对这些情况，我首先用部队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一整套正规科研管理办法，建立了科研上的各种规章制度，使科研工作都按规章制度进行，发动科研人员深入基层调研。1978年，我分别在部里立了三个课题项目，在省科委立了三个课题项目，在局里立了四个课题项目。由于立题准确，部、省、局都给研究所拨发了充足的科研经费。由于经费充足，又买了大批仪器，所里的科研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为进一步开展科研打下了较好基础。

　　在深入调研期间，我发现由进口种公牛羊改良的牛羊中副结核传染病在全国都普遍存在，这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偶蹄动物多发病，但我国在该病的诊断、免疫、治疗上均是空白。我便建议全部立题攻关并报农牧渔业部批准，我们首先攻克了诊断关，堵住该病进入我国，并培训了全国各地进出口动物检验人员。1982年，国家从英国进一批种公羊，用刚研究出的诊断方法，一次就检出副结核病羊80多只，当时获英国赔偿40多万元。由于该病诊断、检验研究成功，国外进入我国的牛羊等动物再也没有发生副结核病的传播。

　　此后，我主动承担了国家重点课题中最难的项目《牛副结核病的治疗研究》课题，采用中西医药结合的方法，仅用几年时间就攻克了这个国外用几十年时间都没有攻下的治疗难题。后来，此治疗方法用在治疗畜禽性疾病，疗效很好。

　　如今，我已是88岁的老人了，现在定居北京的天通苑。在社区里，我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老年朋友。这些老年人由于年龄的原因，身体上或多或少的都有些疾病，我就发挥自己的特长，在居委会的组织下，义务为老年人讲解保健养生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