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教师节来临之际，我就想到了一件往事——
1960年5月，我在经历了10年的戎马生涯后，转业到了地方，被分配到武汉市武昌区教育局秘书科工作。
那正是一个大饥荒的年代，整个社会的话题似乎都集中在“吃”上，人人都在想方设法搞吃的，红薯、藕、南瓜、萝卜这些平常人们看不上眼的杂粮、蔬菜此时都成了抢手货，都成了许多人家里的主粮。然而在教育界，由于一些老师都忠诚于教育事业，死抱着男27斤、女26斤的口粮坚守在讲台上，所以许多教师出现了严重的营养不良，有的还患上了肝炎、浮肿、妇科病，还不时传来某某学校的某某老师昏倒在讲台上的消息。
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一天，局长找到我，说要交给我一个重要而艰巨的工作。当我表示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工作后，局长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特供证”递给我说：“你也知道，当前我们的教师队伍中，出现了严重营养不良的状况，导致许多教师患上了各种疾病，为了保住这支队伍，我向市区政府申请了多次，终于要到了一张‘特供证’。你的任务就是办一个类似小型疗养所，将一些有疾病的老师分批安排到疗养所休养，这张特供证能到特定的部门买鱼肉、糯米、红糖、猪油等这些营养品，你一定要把好关，让这些来之不易的营养品全部都用在教师的疗养上。”
我听了，既感到感动，也觉得光荣，党和政府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居然还能为教师们提供“特供证”，这是关心教育的体现；而我成了持“特供证”的人，这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啊！我一定要服务好老师。
接下任务后，我很快就找到了一个独立的小院，局领导又选拔炊事员、医生等相关人员，组成了工作班子。随后，局里也把相关的经费拨了下来。按局里规定，前来疗养的教师不需要交钱，只需交粮票就行。
一个月后，疗养所开张了。我开始每天拿着“特供证”到各个特供点去购买鱼肉、鸡蛋等营养品，送到疗养所食堂。
我持有一张“特供证”的消息传开了，我一时成了人人仰慕的人物，我走到哪里，人们都对我毕恭毕敬，但我始终告诫自己：一定不能辜负组织上对我的信任，一定要把好关，不让这张“特供证”为个人谋利。当亲友们纷纷找到我，希望我帮他们买点“特供食品”时，我都一口回绝，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
有一天，一位老战友找到我，说他的妻子怀孕了，急需红糖和鸡蛋，要我帮他买一点。我说：“老战友啊，我怎么能放弃原则开后门呢？想想那些牺牲的战友，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还有什么不能坚守和克服的呢！”在我的劝说下，老战友想通了。但为了帮助老战友，我将自己节余的一点粮票、布票全给了他。结果，我因少了贴补，只能每天靠吃蒸藕、萝卜汤度日。
有一天，我去特供点购买排骨时，被告知没有新鲜排骨，只有卤排骨，我只有接受。当卤排骨称好放到我面前时，那香气熏得我口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我实在挡不住那美味的诱惑，就以尝尝的理由吃了一小块。当卤排骨送到疗养所食堂时，我叫管理员来过秤，结果明显少了一点，虽然管理员没说什么，但我心里特别尴尬，我回到宿舍，内心自责，古人云：君子决不为五斗米折腰，不食嗟来之食也。告诫自己，下次一定不要贪吃了，一定不要为了一点吃食毁了自己的清白和前程。
通过这件事，我想到美味的诱惑是不可小视的，我开始更加严格管理疗养所的食堂，每一斤食物做多少份，可供应几位教师,都计算得不差分毫。我还将疗养所的工作人员集中单独吃饭，不占一点“特供证”的光。
在我严格的管理监督下，疗养所办得十分到位。在疗养所疗养的老师们经过一个月的营养补充，都恢复了颜面生机。他们临走时，都会拉着我的手说：“感谢党和政府关心我们，我们回去后一定会努力工作！”
通过在疗养所的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我自己也很受教育，在当时物质匮乏的情况下，领导们没有一个找我利用“特供证”为他们购买食品，这说明我们教育上的领导都有好的优良作风。另外，还有一些老师来疗养了几天后，就心里牵挂着学生，说身体好多了，要求提前回校上讲台。
这些感人的事大大感化了我，我原来从部队要求转业到地方，是想考大学的，但通过办疗养所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我决定放弃我原来的想法，踏踏实实在教育上干上一辈子。
一张饥饿年代的“特供证”，改变了许多教师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我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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