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
2017-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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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如何保护环境？
明清皇帝禁献奇珍异兽
环境保护是当前社会十分关注的话题，在不少有识之士的努力下，我国环境保护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其实数千年来，我国古人一直非常看重环境的保护。
古代不少典籍记载了环境保护的具体措施，比如春天不能用雌鸟或兽祭祀，不能杀怀孕的母兽以及幼虫、幼兽；夏天不能乱打渔；秋天只有鸟兽长大后才能捕杀等。在战国时期的秦国，还出现了第一部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田律》。
后来的各代封建帝王，逐渐完善了这些制度，对当时的环境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礼记》规定春天不能捕幼虫幼兽
除了设置官职保护环境，历朝历代还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诏条与法令。
据先秦古籍记载，早在夏朝便有这样的规定：“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略，以成鱼鳌之长。”其大概意思就是说，春天不能砍树，夏天不能乱捕鱼，这即所谓的“禹禁”。禹禁是否真产生于夏朝，有待确证，但此类禁令产生于先秦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我们可以从多种先秦古籍中得到佐证。
在《国语》中，有一个里革“断罟(gǔ，渔网)匡君”的故事。有一年夏季，鲁宣公为了取乐在泗水张网捕鱼，鲁国太史里革知道了这一消息后非常愤怒，不仅撕毁了鲁宣公的渔网，还大骂鲁宣公贪得无厌。
里革对鲁宣公讲了古代何时可以捕鱼，何时可以捕鸟捕兽的古训。这些都是古代保护自然资源的具体规定。里革是这么说的，“古时候，大寒以后，冬眠的动物便开始活动，水虞这时才计划用渔网、渔笱，捕大鱼，捉龟鳖等，拿这些到寝庙里祭祀祖宗。当鸟兽开始孕育，鱼鳖已经长大的时候，兽虞这时便禁止用网捕捉鸟兽，只准刺取鱼鳖，并把它们制成夏天吃的鱼干，这是为了帮助鸟兽生长。当鸟兽已经长大，鱼鳖开始孕育的时候，水虞便禁止用小渔网捕捉鱼鳖，只准设下陷阱捕兽，用来供应宗庙和庖厨的需要，这是为了储存物产，以备享用。”
鲁宣公为此还表扬了里革，认为“吾过而里革匡吾，不亦善乎。”
秦朝的《田律》是最早的“环保法”
以法律形式出现的保护环境法令，最早和最典型的是战国时期秦国的《田律》。在《田律》中提到：“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麝鹭，毋……毒鱼鳖、置阱罔，到七月而纵之。”也就是说，春天二月，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木材，不准堵塞河道。不到夏季，不准烧草做肥料，不准采刚发芽的植物，或捉幼虫、鸟卵和幼鸟，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阱和网罟，到七月解除禁令。而且《田律》中还明确了对违反规定者的处理办法。
以诏令形式出现的保护规定，历朝多有，如西汉宣帝元康三年(公园前63年)夏六月下诏说：“夏六月，诏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鸟以万数飞过属县，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具为令。’”这可以算作一道专门保护鸟类的诏令。通过这条法令可以看出，当时对于大批迁徙的五色鸟，不准坏鸟巢、掏鸟蛋，甚至飞石打鸟，规定得十分明确，便于执行。
上世纪九十年代，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清理发掘敦煌悬泉置遗址时，发现了一份“月令诏条”。这份“月令诏条”，原名为“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用墨书写在悬泉置的一面墙上。
从原文可知，《四时月令诏条》，是西汉元始五年(公元5年)由王莽奏呈、以太皇太后名义颁布的诏条。月令五十条，分属十二个月，写明每月该干的事和不该干的事，所涉事项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要求下级官吏尽力奉行。各条一般分上下两栏，上写诏条正文，下写解释文字。如第二条，上写“禁止伐木”，下写“谓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尽八月。草木零落，乃得伐其当伐者”。
到了宋朝，据《宋大诏令集》记载，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二月下禁采捕诏，规定春天二月，一切捕鸟兽鱼虫的工具皆不得携出城外，不得伤害兽胎鸟卵，不得采捕虫鱼，弹射飞鸟，以此永为定式。当赵匡胤下这道保护命令时，正是宋朝准备统一中国之时，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注意到生物资源的保护，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唐朝韦后奢靡 珍禽几乎灭绝
除了帝王颁布的诏书、法令等文件，还有很多古代学者在著作中，也提到了环境保护的观点。战国时的荀子也有一段著名的保护言论：“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
事实上，他们所说的并不是危言耸听，在历史上，确实发生过因为“宫室无度”而造成的环境危机。
公元7世纪以后，我国曾出现过几次较大的破坏环境的事件。其中一次是唐朝刮起一股滥捕乱猎珍禽的歪风，起因是韦后和安乐公主用多种禽毛羽皮做裙子和衣服，使得百官效法，争相制作奇装异服，一时间江岭珍禽几乎被捕绝。
公元713年，李隆基即位，是为唐玄宗，玄宗努力革除病端，刷新政治。并根据宰相姚崇和宋璟的建议，命令将宫中所有的奇装异服一律送至殿庭，当众付之一炬，并不许朝官史民再穿锦绣珠翠之服，我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破坏野生资源的事件才告解决。
明朝永乐年间(1403年—1425年)，土豪劣绅勾结奸商以贩卖旧木和供应造办为名，盗伐五台山山林。伐木者“千百成群，弊山罗野，斧斤如雨，喊声震天，”砍尽五台山上的林木，又将魔爪伸向深山，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树林被砍光，九成以上转手倒卖，从中牟取暴利。
后来，经过数年的打击盗林的专门治理活动，才使得五台山保留了郁郁葱葱的山林。
摘自《北京晚报》
王府井
是谁家的井？
老北京名气最大的商业街，非王府井莫属，外地人刚听到这个名字时往往会有些奇怪：哪家王府的井这么有名？
王府井大街本名“十王府街”，亦称“王府街”，因明代这条街上有10座王府、3座公主府，清依明制，亦在此街上建王府。据朱启钤先生回忆，以豫王多铎府最大，今协和医院不过是其中一部分，连帅府园箭厂当年也包在其中，乃王府卫队的操练场。多铎战功卓著，是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地位特别尊崇，故清代多称此街为“王府街”。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重新厘定地名，因街的南端有一甜水井，故与王府合称，改名为“王府井”。
据光绪十一年《京师坊巷志稿》记载，当时北京内外城共有1258口井，绝大多数是苦水井，做饭不香，洗衣服不干净，洗头发黏手，甜水井是稀缺资源，故名声特别响亮，王府与井并称，这就标明了街道首尾的标志性建筑，根据清代地图，此井为该街唯一的一眼井。
王府井的繁华，得益于老东安市场，那里原本是明代一座王府，清初封给吴三桂，改称“平西王府”，“三藩之乱”后，王府改成神机营的操场。清初内城为八旗驻扎，不允许汉人居住，一直少有买卖，但末期东交民巷使馆区已成国中之国，清政府禁令事实上已经失效。1903年，经善耆、那桐奏请，慈禧批准，废弃已久的神机营操场被迫开放给游商，一举打破了老城区原有的宁静，由于顾客密集，距离适宜，各国商号也来此街经营，王府井商业街迅速走向繁荣。
解放前，老东安曾有两次大失火。
一是1912年，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各方催促他南下就职，他指示手下士兵抢劫商户，四处纵火，表示发生了“兵变”，他不得不留在北京弹压。这一把火几乎将老东安彻底摧毁，为平息商家的愤怒，重建老东安时，向南扩充了不少面积。
二是1920年，锦益兴玩具店老板文焕章因欠债甚多，自行纵火，制造事端，将东安电影院、中华舞台等全部焚毁，东来顺、稻香春、吉祥戏院等大户联合出资，请来消防队，才控制了火势，此次大火虽小于几年前，损失却也非常惨重。
有趣的是，王府井大街还有一个英文名，叫“莫理循大街”，莫理循是澳大利亚人，著名记者，1894年来中国，后被《泰晤士报》聘用，1897年起他长住北京，经历了义和团运动等，1912年被袁世凯聘为总统政治顾问，曾力荐中国参加“一战”，被段祺瑞采纳，取得了较好的结果，1920年去世。莫理循在王府井大街上住了很多年，由于他在西方知名度很高，当时外国人记不住“王府井”这么复杂的名字，故地图上标为“莫理循大街”。
街是无数故事的组合，而王府与井组合起来，便成就了老北京的一段传奇。摘自千龙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