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驾到

　　英国人“发明”了污染

　　在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在问与技术如何影响自然界、人的健康、社会相关的问题。目前的消费和污染水平是不是可持续的？保护环境和创造物质繁荣是否可以兼得？围绕这些问题，人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在历史上，这些关键的问题被人们遗忘了。在未来数十年，这些问题甚至会变得更具紧迫性。在当今世界面临的挑战中，源自燃烧化石燃料的挑战威胁的人数太多了，几乎没有什么挑战能够比得上它。有30亿人生活在城市中，相当于世界人口的一半，他们中有很多人忍受着不适于呼吸的空气。然而，两百年前，地球上只有一个城市使用了大量的化石燃料，经历了这种消费所造成的污染。

　　18世纪30年代，

　　伦敦街道上烟雾弥漫

　　英国的煤炭消费及其产生的烟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大城镇、城市的空气已经因为家用煤炭而受到严重污染，工业化则进一步让它恶化了。到了1851年，生活在城镇、城市的英国人比生活在乡村的多，这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现象。作为这种城市化的一个结果，很多城市的人口增长大大高于全国的平均值。例如，在19世纪，格拉斯哥、利兹、谢菲尔德的人口都增长了近10倍。从比例上看，伦敦的人口增长较小。从绝对数值来看，伦敦的扩张则大大超越了英国其他所有城市。伦敦在1800年约有100万居民，一个世纪后增加到了600多万。一位作家这样描述18世纪30年代的伦敦，“厚厚的烟雾弥漫在她数不清的街道和广场上，把150万人笼罩在迷蒙的水汽里。”他为此感到震惊。1913年，伦敦人烧了1500万吨煤，人均两吨。其他城市同样如此。

　　就在煤炭首次抵达伦敦后不久，对煤烟的抱怨就开始零星出现。13世纪80年代，英女王任命两个皇家委员会来调查这一问题。由于人们能够获得比较低廉的木柴，也习惯了煤烟，对煤烟的抱怨迅速消退。直到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对煤炭的使用急剧上升。

　　日记体作家约翰·伊夫林出版了《驱逐烟气，或伦敦弥漫的烟气的不便》一书。这本书措辞激烈，时至今日依然是最著名的对空气污染的谴责之一。尽管伊夫林对煤烟进行了猛烈抨击，但在接下来的200年里，他的观点依然曲高和寡。

　　19世纪后半叶，

　　把煤烟重新定义为污染

　　到了19世纪后半叶，公共卫生专家、城市改革者、记者重新定义了煤烟，不再认为它是城市环境可接受的一部分，而是把它视为一个问题。把烟重新定义为污染既是一个科学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过程。与此同时，研究人员在分析烟筒和烟囱里散发出来的颗粒和水汽，其他人在会议室、报纸和杂志上讨论着这一话题。这种转变是什么引发的呢？在一些人看来，空气中的烟真的达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程度。 

　　当时的英国很多人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正在引发严重的社会、健康、环境、经济、战略问题。到了1900年，很多人认为，煤烟是这些担忧的体现。英国逐渐丧失了生产足够粮食来养活其人民的能力，偏远的乡村地区正在被城市的灰尘笼罩，日照量在减少，动物的特殊品种在消失，一种梦魇般的新物质——酸雨正在让树木矮化。 

　　对环境恶化的担忧也和对文化衰落的焦虑联系在了一起。一些人把英国的中世纪理想化，敦促回归一种比较淳朴的社会形态，更接近自然，并且免于烟的困扰。城市化和工业发展本来是进步的证明，但约翰·罗斯金和威廉·莫里斯等激进的艺术家、作家颠覆了这一观念。他们坚称，在一种被误导的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中，英国正在牺牲它与自然、过去的联系。他们认为，整个国家都在变得屈从于城市和工业的需要，乡村地区正在失去它们的“自然”特征。其他人则辩称，环境恶化正在引发英国人在体质上退化，在道德上堕落，城市贫民尤其如此。根据这种观点的提倡者的看法，阳光和新鲜空气不足不仅会导致个人退化，还会导致国家衰落。他们认为，对英国的工业和帝国力量而言，强壮、健康、勤劳的公民是不可或缺的。

　　19世纪晚期，

　　建议用法律清除空气中的烟

　　19世纪晚期，一些改革者中很多人认为，清除空气中的烟不仅需要教育和温和的劝说，还需要某种别的东西。

　　“新自由主义”设想，政府应该在经济事务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而部分是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改革者主张制定关于烟的全国性、全面的法律，主张强有力地实施相关法律，如有必要就在全国实施。有些人走得更远，甚至主张限制一向被免于管制的私人住房排烟。 然而，在促使中央政府承认空气污染是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方面，改革者却取得了较大成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气象局开始为大气污染调查委员会提供资金。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虽然工业排放的烟引人注目，但弥漫在空气中的烟有很大部分来自常见的家用壁炉。作为他们意识形态性反工业倾向的结果，很多活动家没能意识到，拒绝或改革工业体系并不能消除烟，如果想消除烟，就必须要求他们那样的人改变用煤的方式。另一方面，企业家及其支持者虽然承认烟是一个问题，但否认烟是他们造成的。他们指出，在烟排放方面，与私人房屋相比，工厂已经受到了法律限制。

　　对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改变英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式，很多历史学家已经有所论述。然而，他们很少考察它们如何影响环境，如何重塑关于自然的观念，如何促进了环境行动主义的兴起。实际上，乡村和城市的历史、自然和人工的历史，是紧密交织的。城市不仅是人和生产的集中地，也是消费的集中地。如果没有从外部供给的空气、水、食物、能源，城市生活就将无法维持。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