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志斌

　　曾任焦庄户儿童团团长

　　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离休干部

　　地道老人

　　□本报记者 付少玮 

　　通讯员 韩洁

　　在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外，你会看到一位老人，他身高1米6左右，身穿粗布背心，头戴民兵帽，手拿红缨枪，精神抖擞的站着，旁边悬挂着一条醒目的大横幅：“听老儿童团团长焦志斌讲抗战的故事”。原来他是一位“故事爷爷”。

　　焦庄户地道战全长23华里，村内纵横交错并且和邻村相连，是一个能打能防的战斗型地道网，当年为了跟敌人长期斗争，村党支部发动群众，把单个隐蔽洞连接起来，并在地道内安装了翻板、单人掩体和暗堡等战斗设施以及数十个休息室和指挥所，供民兵和群众长时间的在地道内战斗和生活。焦志斌老人说，1943年初，焦庄户村民主政权、民兵中队、妇救会、儿童团等组织都已建立。“老四区”的干部和八路军常来这里学习、整顿、休养，伤员也在村里疗养，焦庄户成了堡垒村。面对敌人经常来村里扫荡的情况，老百姓曾急中生智，把干部藏在白薯窖里，巧妙的躲过了敌人。于是，村里干部凭借这次的成功经验，决定多挖几个地道。

　　但是挖地道并不消停。那是在1944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接到情报说鬼子又来扫荡了。要尽快将这一情报传出去，焦志斌作为儿童团的团长，自然要担负起这次的重要任务。老村长交给他一封鸡毛信，要他立即将这封信送到三里以外的寅洞村，不但要交给本人，而且还要把回条带回来。于是，他把信往破袜子里一塞，拿把镰刀就出发了。沿路几次碰到鬼子，好在焦志斌熟悉地形，都轻松躲过了鬼子，及时赶到了寅洞村。解到情报后，部队马上开始准备了。战士们出寅洞村北门没多久，就在大道上埋了地雷，然后埋伏在路两边的庄稼地里。地里种着高粱和玉米，又正是玉米甩缨、高粱晒米的季节，人一钻进去，什么也看不出来，十分利于隐藏。不一会，果然从西南方向传来汽车的马达声……那场战斗不到20分钟，就结束了。 

　　这一仗，把开车的和押车的鬼子都打死了，缴获了步枪5支，子弹500发，电台1部，还有其他军用物资。此时，只见老人的脸上满是骄傲与自豪，并泛起了一丝微笑，仿佛自己刹那间又回到了当时那大快人心的时刻……

　　解放后，焦庄户地道战遗址于1964年对社会开放，32岁的焦志斌作为电工成了纪念馆的一名临时工。在焦庄户700米的地道里，焦志斌几乎每天都要走上一圈，查看线路、看护地道，这一走就是40多年。

 

　　曹海荣

　　曾任陕西省延安中央西北局警卫员

　　北京市清河农场值班队原中队长

　　一边讨饭一边赶路

　　以每天40多华里速度找部队

　　□本报记者 李一然 通讯员 王恒来 贾永立 文/摄

　　1945年2月13日，大年初一，15岁的曹海荣告别父母，从陕西省石沮县清涧乡高里寺村出发，和一个同龄的小伙伴儿一起，踏上了寻找队伍之路。

　　现年85岁的曹海荣回忆说，一路上，他们边走边打听，开始吃的是从家带来的干粮，后来就是一边要饭一边赶路。他们每天以40多华里的速度向着部队所在的位置靠近。经过15天的500多华里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在正月十五那天找到了大部队。在元宵节的欢庆中，曹海荣在陕西省延安中央西北局当上了勤务兵。

　　延安中央西北局是部队的大后方,在这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年轻气盛的曹海荣总想着能到敌占区去打鬼子，部队领导得知此事后给他做思想工作。劝告他，当好勤务兵也是为抗日做贡献，为部队首长服务好就是他全部的工作职责。曹海荣这才踏下心来干起了勤务兵的工作。于是有了他后来和师傅一起为首长理发的经历。

　　曹海荣回忆说，1946年的时候，他干过一段理发员的工作，当时几乎部队的干部职工都在他们那里理过发。一次，一位部队的“大首长”到他们店里来理发，他有些慌，没敢给理。连忙叫来了自己的师傅，他在旁边只是帮着端水洗头，等首长走了，他才从师傅嘴里知道这位大首长叫习仲勋。回想起当年给多位首长理发的往事，首长那和蔼、平易待人神情，曹海荣记忆犹新。

 

　　王昌杰

　　曾任河北省曲阳县区武委会主任

　　北京市热力公司原纪委副书记

　　地道战把敌人抢的粮食

　　又夺回来了

　　□通讯员 曹立先 整理

　　我叫王昌杰,生于1924年，是河北省曲阳县人。我1939年入党，同年参加革命。1943年春，我到当地武委会工作，先后担任六区抗先队长、武装部长、区武委会主任兼民兵大队长。按照上级命令，我带领民兵采取破交战、地道战、地雷战等多种形式与敌人斗争，其中最富特色的当属地道战。

　　抗战期间，我们曲阳当地农民家里都挖了地道，而且是家家联通、村村联通，形成了地区网。如果一个村发现敌情，周围各村的游击小队就全体出动支援，使敌人四处被打。

　　1944年中秋节前夕，我们接到情报和上级指示，有100多敌人要下乡抢粮食。原来敌人的口粮是由各村被迫送到炮楼里，后来各村的抗日热情高涨，谁也不送了。于是，敌人开始出来抢粮。老百姓的秋粮刚刚从田里收割，还没来得及藏起来。于是我们决定：敌人来抢粮，我们要反抢粮！

　　燕赵镇为敌人重点控制村，有大据点、炮楼，是六区的一颗“大钉子”。为此，我们用了几年时间，在该镇的里里外外都修筑了地道工事，打击敌人时可以能进能退，非常灵活。经过研究，我们把这场地道战就设在燕赵镇。

　　中秋节当天，果然有100多敌人到各村抢了一天粮食。下午，他们逼老百姓赶着十多辆运粮大车，大摇大摆地来到了燕赵镇。当走到镇大街的十字路口时，敌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休息区域对面是一座旧关老爷庙，庙内就有民兵作战的隐蔽射击口。负责这里的联络员很快把敌情通报给我，我命令周围各村游记小队全体出动，大家由各村的地道迅速进入到庙内。应该说，能够如此近距离地面对敌人并打击敌人，对我们来说还是第一次。我听到燕赵民兵游击队小队长低声说：“好极了！”此时，我们发现敌队长正要向敌军讲话，我见机会来了，一声令下：“打！”霎那间，庙内的射击口全部打开，民兵们的子弹、手榴弹一齐开火，只见赶大车的老百姓听到枪声都跑散了，敌人也乱作了一团。在不到一刻钟的时间，我们就打死敌中队长在内的敌军数十名，我方无一伤亡。剩余的敌人纷纷逃跑，钻进燕赵据点里。同时，敌人抢了一天的粮食，一粒也没有带走，都被我们截获,返还给老百姓。

　　这场地道战狠狠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极大鼓舞了民兵的战斗热情，博得了当地群众的一致赞誉。从此，敌人再也不敢出来抢东西了。

 

　　周振邦

　　曾任新四军三师独立旅警卫连战士

　　北京市监狱管理局离休干部

　　老百姓家里只剩点鱼腥草

　　还非要给我们吃

　　□本报记者 李一然 通讯员 王恒来 贾永立 文/摄

　　现年90岁的北京市监狱管理局离休老干部周振邦，1925年3月出生于江苏泗水县。1944年9月，19岁的周振邦参加了新四军，成为了新四军三师独立旅警卫连的一名战士。

　　周振邦讲，参加新四军后，他就一直战斗在新四军三师独立旅警卫连。当时他所在师的师长兼政治委员，就是解放后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大将之一的黄克诚将军。当时周振邦主要任务是保护部队首长安全。由于所在连队的特殊性，所以他少有直面与日军作战的机会。加之1944年7月才进入部队，已是抗日战争后期，当时其所在部队接到了中央军委命令，战略转移至安徽、东北战区等地，虽然沿途基本没与日军发生正面战争，但却亲眼目睹了日军对中国老百姓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太惨了！我们的部队每到一个村庄，都能看到被鬼子烧杀抢夺后的景象，老百姓的粮食被抢走了、房子被烧了，更别说被鬼子杀害的村民们了。” 周振邦讲到，“当时，我刚刚跟随部队离开我家所在的村子进行转移，我们村就遭受了日军的洗劫，我姐姐的房子就被鬼子一把火烧了”。

　　周振邦讲，他家的村子后来是被另一支新四军部队解放的，帮助老百姓重新建立了家园。

　　“当时的百姓穷啊！没饭吃！但一看到是共产党的部队来了，那叫一个高兴，都把家里仅存的一点粮食再分出一部分送给战士们。”周振邦说道，“我清楚地记得，有户老百姓家里就剩了点‘臭菜’（鱼腥草），还非要拿了出来给我们，这是多深的军民情谊啊。”

　　周振邦回忆，虽然当时部队还没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纪律要求，但部队依然有着严格的组织纪律。每到一个村庄，战士们绝对不能打扰百姓正常生活、不能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不能夜宿百姓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