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火星在战争年代演出
 

 

曹火星一生创作了1600多首歌曲。图为他正在创作歌曲
 

 

 

　　曹火星原名曹峙，1924年10月生于河北省平山县西岗南村。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13岁的曹火星已经成长为有志少年。曹火星的长女曹红雯说：“其实父亲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名数学家，高小毕业后他同时被两所中学录取，正定七中因为听说平山县有共产党，不录取平山人；保定中学因为战争爆发考取了又不能上。”

 

　　随着日军继续南进，国民党狼狈逃窜。不肯当亡国奴的曹火星一家人到山区亲戚家逃难。等日军过了石家庄地区，他们又回到村里。这时共产党已在这一带建立村政权，成立了各种抗日救国的群众团体。后来经一位区抗日救国青年联合会（简称青救会）的同学介绍，曹火星担任了村青救会的主任。1938年1月底，曹火星经人介绍到县农会当了“小鬼”，做些内部报纸的刻写和发行工作，从此正式加入革命队伍，实现了抗日救国的心愿。同年4月底，平山县青救会成立宣传队（即铁血剧社），曹火星任演员（后任音乐队队长）。为表示自己抗战到底、不怕牺牲的决心，14岁的他把原名曹峙改为曹火星，血是红色的，火也是红色的，寓意要做一颗闪亮的红星，做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

 

　　在铁血剧社里，曹火星最初时担任演员和音乐舞蹈工作。由于没有女演员，曹火星经常扮演女性角色，演出过《小放牛》、《放下你的鞭子》、《军火船》以及他们自己编写的快板剧、活报剧等节目。八路军某部团长和政委看演出时还曾为曹火星到底是男是女打过赌、请过客。为了演好女角，曹火星一年四季留着长头发，由于卫生条件不好，头发长满虱子，但曹火星从无怨言。

 

　　曹红雯和妹妹曹红怡指着一张稚气未脱的父母肩并肩开心大笑的老照片对笔者说：“我父母都是十几岁参加革命，他们同在群众剧社，朝夕相处，一起跳舞、唱歌、演戏、搞宣传，志同道合，战斗友谊日深，台上的假夫妻后来成了真正的革命伴侣。”曹火星的妻子齐玉珍出身革命家庭，父亲早年去世，叔伯们看着她长大，后来叔伯二人均因是共产党的县委书记而惨遭日寇杀害。为了保护革命后代，组织上把齐玉珍姊妹五人送到根据地，从事革命文艺工作（称为齐家五姊妹）。

 

　　1939年冬，曹火星入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学习作曲和指挥，期间创作了第一首歌曲《上战场》。1940年至1943年期间，曹火星创作了《选村长》、《春天里喜洋洋》、《春耕忙》、《万年穷翻身》等一系列歌曲。 这一时期，曹火星逐渐完成了技术、实践、思想和意志品质等多方面的积累和锻炼，他在战斗中成长，在苦学中提高，在民间音乐的熏陶中成才，他的作品根植于人民生活，与群众的呼声水乳交融，自然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

曹火星与孩子们在一起

 

 

 

　　1943年在曹火星的生命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一年，铁血剧社改由晋察冀边区抗日联合会领导，并更名为群众剧社；4月，曹火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曹火星和战友们深入平西根据地开展抗日宣传。这年日军在曹火星家乡大扫荡，村里一百多人被害，他的父亲被敌人穿了7刺刀。10月，曹火星在房山区霞云岭乡堂上村创作了不朽之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平津解放后更名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叫嚣“没有国民党，那就没有了中国”。这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慨。中共中央针锋相对地出版了《评〈中国之命运〉》，延安《解放日报》及时发表了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针对这一形势，晋察冀边区抗联委派群众剧社组成若干小分队到平西宣传党的抗日政策，曹火星就是当时小分队的一员。10月份，曹火星和其他两个战友由晋察冀边区总部驻地阜平出发，徒步走到了现在的房山区霞云岭乡堂上村，组织村剧团创作演出文艺节目，用打“霸王鞭”的表演形式进行抗日宣传。此时，曹火星对祖国山河破碎、人民惨遭涂炭的现状感触极深，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充满激愤，对日本帝国主义有着刻骨的仇恨，加之到平西深入生活之前，系统地学习了《评〈中国之命运〉》一书和有关反法西斯的材料。针对蒋介石“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谬论，一个鲜明的主题在他脑海中升起……历史的种种偶然终于在这一刻化作了必然！曹火星利用“霸王鞭”的表演形式，创作出这首激励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抗战的著名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首歌不仅是对中国革命音乐事业的重大贡献，同时对于坚定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信念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这首饱含人民群众抗战激情、反映时代最强音的歌曲迅即唱遍了平西根据地，也唱遍了整个中国。

 

　　曹火星生前在回忆录中写道：“辅导村剧团搞反法西斯宣传活动时，我和学明同志负责教练霸王鞭，就创作了一组歌曲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不抗日、打内战，歌颂共产党领导人民坚持抗战，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等光辉业绩，最后一首是我创作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为了让儿童好唱，我注意到节奏明快、曲调简朴的特点，演出后很快就流传开来，后来根据群众的习惯又做了一些小的修改，如中间一段字数多，边唱边跳有困难，也临时减字处理。整个歌几十年来没做什么大的改动。周扬同志到晋察冀边区见到我时曾表扬说：‘你写出了人民的心声。’”

 

　　1949年初，曹火星随部队进入天津。这时，天津军管会转发了一份文件，通知部队进城后不要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首已经流传甚广的歌，通知大意是：京津系新解放区，群众觉悟不高，此歌暂不唱。后来了解才知，有民主人士反映歌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歌词不妥。因为没有共产党的时候早就已经有中国了，怎么能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呢？然而，群众却反映不能不唱这首歌。1950年，毛泽东同志又亲自在歌词中的“中国”前加了一个“新”字，从而更准确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

 

　　1994年，在曹火星写歌的地方，当地政府为他矗立起一座大理石纪念碑，上刻《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词和曹火星生平。为一个作曲家生前树碑，这在中国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1949年1月中旬，天津解放，曹火星到天津军管会文艺处音乐科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曹火星积极投入到新艺术团体的创建和音乐创作中，1952年后主要从事作曲和行政领导工作，历任天津歌舞团团长、创作组组长、天津歌舞剧院副院长、院长。1956年至1958年在中央音乐学院专家班学习作曲。

 

　　曹火星妻子、已故话剧表演艺术家齐玉珍的弟弟齐玉峰老人今年已81岁高龄，回忆起自己的姐夫，老人说：“年轻那会，经常去天津看望姐姐和姐夫，知道他们都很忙，有时候都聊不了几句话。姐夫除了工作还是工作，我特别佩服他身上那股对工作永远热情似火的劲头。”

周恩来总理接见曹火星

 

 

 

　　“人民是音乐的创造者。”这是曹火星生前常说的一句话。

 

　　曹火星是在战斗中成长，在苦学中提高，在民间音乐的熏陶中成才的。他孜孜不倦地学习、废寝忘食地钻研，只源于贯穿一生的爱党情怀，这可以从他生前的自述中清晰地感受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广泛流传对我是很大的鼓舞和鞭策，同时更加坚定了我创作的决心，不断配合中心工作搞创作……苏联作曲家阿拉鲍夫在中央音乐学院办班时，我得到批准跟班学习。上午听课，下午上班，晚上做习题到深夜，一年四季风雨无阻。1951年7月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后到东欧各国巡回演出的一年是我学习的极好机会，观看古典歌剧、芭蕾舞剧、交响乐等演出活动140多场，与全国各地有名的导演、演员、声乐家、作曲家、美术家生活工作在一起，向他们学到不少东西……几十年来我还坚持向民歌、民间音乐学习，学定县秧歌、河北梆子、评戏、丝弦老调，收集民歌……1958年创作大型舞剧《石义砍柴》，紧接着又搞了舞剧《太行红旗》，歌剧《南海长城》，歌舞剧《焦裕禄》等大型作品。当时虽对总谱和各种乐器性能和表现力不熟悉，但有一股子干劲，苦学、深钻，连续一个月几乎不合眼，白天和大家一起滚在排练场，晚上突击写总谱……几十年来，我在党和人民的培育下成长，也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我忘不了毛主席接见文代会代表时的伟大形象；忘不了1948年周总理在阜平城南庄观看我们的演出和对我们的讲话，以及在天津俱乐部，周总理和邓大姐观看《石义砍柴》时给予我的指教；忘不了刘少奇主席、陈毅副总理、彭真市长等老一辈革命家看了《西班牙女儿》后的谆谆教导和鼓励。周扬、周巍峙、吕骥等老一辈文艺家给我的帮助和教育也使我铭记在心，永生难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曹火星的音乐创作进入高峰期，他创作了《勘探工人之歌》、《我们的祖国到处是春天》等反映人民群众艰苦奋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歌曲。大型民族舞剧《石义砍柴》、芭蕾舞剧《西班牙女儿》等，讴歌了真善美，深受群众喜爱，得到周总理的好评和鼓励，在文艺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成为天津舞蹈事业的奠基人。曹红雯回忆说：“我们经常在半夜醒来时，看见爸爸在遮盖的灯光下奋笔疾书，天气热时，把脚泡在冷水盆里继续写，我还当过爸爸的划谱员……”

 

　　曹火星的苦学、深钻精神特别是贯穿一生的爱党情怀，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子女和家人。

 

 

 

 

　　正当曹火星艺术事业蓬勃发展之际，“文革”爆发了。他被挂上了“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的标签。整整八年时间，他不能创作，而且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和迫害。曹红雯说：“父亲被关进了‘牛鬼蛇神棚’，每天打扫厕所，经常受各种酷刑，有人拿着木棍往死里打他，刚开始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一直对党忠心耿耿怎么突然就成了‘黑线人物’，他找上面辩解，却遭到了更残暴的折磨。”

 

　　曹小星至今难忘“文革”中与父亲在家门口的一面，“父亲被监督人员看着在大院里推煤，他对我们很惦记，偶尔偷偷地往家这边的窗户看一眼，其实我们就在窗台上看着他，大家就算有千言万语也不能出声，那种滋味真的是无法形容。多少年过去了，这一幕‘亲人对面不相识’的情境依然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即使这样，曹火星依然对党无限忠诚，他坚信总有一天事情会弄清楚的。曹红怡回忆起自己到农村插队落户前与父亲的一次相见，“造反派当时只给了5分钟见面时间，记得父亲对我说要好好地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干出成绩，锻炼自己，还送给我一个小收音机，让我多听广播，好好学习。”

 

　　经受了8年的冤屈和折磨，曹火星终于被平反，尽管身心受到严重创伤，但他对党的信念始终如一。恢复工作后，他将补发的一万多元工资，一分没留，全部作为党费交给了组织。“我爸妈十三四岁就参加抗战，当时日本鬼子实行‘三光政策’，物质极度匮乏，他们又都是长身体的年龄，却得不到应有的营养，甚至经常饿着肚子，所以两人的身体都不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亲全身浮肿，母亲既要顾着父亲，还要让我们四个多吃点，自己经常饿着肚子上班，长期的劳累使她患上肝病。”说到这儿，曹红雯眼睛湿润、声音哽咽起来，父亲跟我们说：你母亲一生都为别人着想，病重住院时还主动为其他病友打水、倒尿。一位痊愈出院的病友回来看她时，她已经离开人世，那个病友失声痛哭，拉着家人的手说，我的命是齐大姐救的，我永远忘不了她。父亲对我们说：要学你妈妈，她的心太好了。”

曹火星的家人们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曹火星先后担任天津市文化局副局长、局长、市文联副主席、市音乐家协会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他创作了《我爱祖国》、《生活赞歌》等几十首歌曲。1984年出版了《火星歌曲选集》，同年天津市举办了《火星作品音乐会》。1994年离休后，他还克服病痛等困难，又创作了《水之歌》、《江南柳》等百余首不同风格、不同体裁的声乐作品，住院治疗期间还念念不忘为香港、澳门回归祖国谱写歌曲。

 

　　“晚年，爸爸克服眼疾带来的不便，举着放大镜坚持写作，就在去世前的几天还在写歌。凭着坚韧和执着，爸爸一生创作了1600余首歌曲。”

 

　　曹小星想起当年为父亲到香港求医的经历，其中有个细节让他想起就痛彻心扉，“爸爸患糖尿病多年，后来有一只眼视网膜脱落，视力越来越差，我回家看到他对着满桌的书籍、手稿无可奈何、一筹莫展的样子，很心疼，我知道他想把眼睛治好，再多写点歌。后来我联系到香港的一家医院，可以用激光治疗他的病。当时香港还没有回归，组织上也很照顾，特批父亲到境外就医。记得在香港接他时，出租车司机等得不耐烦，父亲却在后面上不了车，我过去问父亲：爸，您怎么了？父亲是个要强的人，从来不愿让我们为他担心，这时父亲才说：我看不见……最后，我帮着父亲——‘爬’上了车……”曹小星禁不住哽咽起来，“手术很成功，父亲借助放大镜又全身心地沉浸在他的创作中，后来他跟我说：我这眼睛也是党的，我一定要再多写点东西……”

 

　　1999年4月16日，为人民创作了1600多首歌曲的音乐家曹火星同志，走完了火星闪耀的一生。就在去世前的几天，他还在病床上谱写一首纪念新中国50华诞的歌曲《啊，我叫中国！》。

 

　　（感谢曹火星家人提供珍贵历史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