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唱家才旦卓玛：永远的雪域魅力

著名藏族女高音歌唱家才旦卓玛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歌坛的一个标志性人物。她演唱的歌曲《翻身农奴把歌唱》、《唱支山歌给党听》、《北京的金山上》脍炙人口、家喻户晓。她也成为西藏民族音乐唱腔的代名词。如今，年过古稀的才旦卓玛依旧活跃在舞台上。日前，才旦卓玛接受笔者独家专访，畅谈了支撑自己歌坛生命力的源泉。

要把观众始终放在第一位

　　在半个多世纪的歌坛生涯里，最为世人称道的是，每一次出现在观众面前的才旦卓玛始终保持着饱满的演出热情及绝佳的演唱水准。谈及秘诀，才旦卓玛的回答却很平实。她说：“嗓音条件有天生的成分，更需要后天的训练，要保持好的演唱水准，需要一套科学的声乐方法。当然，这都是外在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内在条件，那就是心怀观众。作为一名歌唱演员，要把观众始终放在第一位。想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思想上要重视这件事，脑子里要重视演出，眼中要有观众。我从农奴的女儿，变成歌唱演员，之所以取得如今的成绩，这完全是党和国家的培养，更是广大观众支持的结果。身为一名歌唱演员，我能做的就是怀着感恩的心，用我的歌声来回报社会，用最好的歌声和最好的状态来回报观众。”

　　回首自己的艺路人生，才旦卓玛说：“我能被培养成为一名歌唱演员，党和国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这成为我人生前进道路上强大的精神动力。我生在旧社会，从小就喜爱唱歌，但当时学文化的权利被剥夺，更谈不上在歌唱艺术上发展和深造。我14岁时，西藏和平解放，我开始参加妇联组织的一些活动。1956年参加工作时，我仍是一个不识字的文盲。1957年，西藏工委在陕西省咸阳市成立西藏公学，吸收几千名藏族青年前往学校学习。那一年组织上派我去学习文化知识。1958年，上海音乐学院为培养少数民族文艺人才来西藏公学招生。音乐学院的招生老师听了我唱的歌以后，认为我有发展潜力，便录取了我。在上海音乐学院上学期间，院党委和老师对我们无微不至地关怀和培养。特别是对来自雪域高原的我，给予了更多的关怀，胜似亲生父母。1959年，我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有幸参加了国庆十周年的庆典演出，以崭新的精神风貌和饱满的政治热情向首都观众献上了歌曲《毛主席的恩情》。我这浓郁的雪域风味，令首都观众和各国来宾耳目一新，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记忆。我最幸福的时刻，就是非常荣幸地接到了国庆十周年的国宴请柬，与共和国领袖和来自各国的艺术家一起共进国宴。1964年是新中国成立十五周年，我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承担演唱藏族歌曲《毛主席的光辉》的任务。随后，我又为大型纪录片《西藏今昔》演唱主题歌——《翻身农奴把歌唱》。可以说，正是党和国家给我开创了一条艺术道路，由此也改变了我的人生。也是从那时起，我觉得作为一名人民的文艺工作者，能回报国家的就是为观众唱好歌，要时时心怀观众。”

　　在1988年全国第五次文代会上，才旦卓玛当选为中国文联副主席。谈及与文联的情缘，才旦卓玛说：“我第一次跟文联接触是1960年7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三次文代会上。但这次接触就让我感受到了文联家庭般的温暖，坚定了自己为文艺事业奉献一生的决心。1960年，我还在音乐学院学习，学校通知我作为上海代表团的代表去北京参加第三次文代会。当时我跟同学和老师们在云南采风学习少数民族音乐。接到通知时，我并不知道文代会是什么会议，有些什么样的人参加，也不清楚文联是做什么工作的，只是听学校的老师说，很多文艺界的名人、有贡献的艺术家会出席。我就搭上了从云南开往首都的汽车，与云南代表团的文艺家一道长途跋涉来到北京。因为长时间的汽车颠簸，我身体有些不适。但一到首都，走进会场，我顿时十分兴奋。那时，我见到了很多知名电影演员，有张瑞芳、白杨、秦怡、孙道临、王心刚等等。这些常常在电影故事片中看到的人物，终于能在文代会上见到，我兴奋极了！会上，一些认识的、不认识的同志热情地跟我打招呼。他们让我感受到了家庭般的温暖。在那次会上，我用并不流利的普通话，做了题为《毛主席的光芒照亮了我们藏族人民的心》的发言，受到了与会者的关注。经过文代会的学习，我认识到了作为文代会代表，我不仅仅要以身作则，还要团结全国的文艺工作者为中国的文艺事业发展做贡献，为人民服务。”

民族音乐是我的艺术生命

　　近年来，西藏民族音乐风靡世界。而若论将西藏音乐推向全国、推向世界的歌手，才旦卓玛堪称第一人。她说：“民族音乐风格是我艺术生命的支柱，民族音乐成就了我，同时我也有义务坚守民族音乐。我的民族音乐特色有我自身民族的先天优势，但更离不开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关怀，还有我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时，老师的指导和培养。”

　　1963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正在筹备和排练中。当时的演员表里，并没有才旦卓玛的名字。机缘巧合，在一次演出中，她的歌声给周恩来总理留下了深刻印象。事后，周总理亲自指示：“《东方红》的演出最好有各民族的演员，在各地的一定要调来。”这样，才旦卓玛才作为西藏走出来的第一代歌手，来到了北京。次年10月2日，《东方红》首演大获成功。演出结束后，毛主席接见演员代表，座位就在才旦卓玛前边。这时，周总理向毛主席介绍，这就是刚才唱《百万农奴站起来》的藏族姑娘。毛主席回过身，微笑着向才旦卓玛问好，然后伸出了手。才旦卓玛记得，自己一下子握住了毛主席的手，兴奋得流下热泪。

　　1964年，参加《东方红》首演让才旦卓玛成为红遍大江南北的歌坛新星。《东方红》奠定了才旦卓玛的民族音乐起点。之后，周总理的一番话更改变了她的人生。才旦卓玛回忆说：“当我学业有成面临毕业的选择时，在留在内地还是返回西藏的问题上，周总理对我说，‘你还是最好回西藏工作，西藏人民很需要你们，西藏需要很多像你们这样的文艺人才去发挥自己的作用，很好地去为西藏人民服务。’聆听了总理的教诲后，我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家乡故土，回到了我所热爱的人民当中。我把西藏故乡作为艺术人生的舞台，以报答党和人民的养育之情。记得那时，陈毅副总理更是几次叮嘱我，你一定不能脱离西藏，脱离西藏时间长了，你的酥油糌粑味道就没有了。”

　　“回到西藏后，我去过很多城镇、农村、牧场、厂矿、高山哨所，为农牧民群众、工人和人民子弟兵演唱。不管条件有多么困难，每到一处，我都会满腔热情地放声歌唱。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回到西藏，坚守自己的艺术土壤，是我艺术生命如此长久和活泼的重要原因。”

　　在半个多世纪的歌坛生涯里，才旦卓玛曾荣获全国首届“金唱片”奖等。由她演唱的《翻身农奴把歌唱》、《唱支山歌给党听》、《北京的金山上》等歌曲更是成为了新中国音乐史上不可多得的经典佳作。才旦卓玛更成为西藏民族音乐风格的代名词。

　　与才旦卓玛接触过的人都会发现，受业恩师王品素的培养是她说得最多的话题。

　　谈及自己的民族音乐风格，才旦卓玛说：“可以说，没有王品素老师，就没有后来的才旦卓玛。1958年，我到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王品素老师认为我的嗓音很好，但依然属于璞玉，依然需要雕琢和磨砺。她帮助我尽可能多地保留住藏族民歌的演唱特点，并借助科学的发声训练法，将这种特点发挥到极致。那时我不大会说汉语，更不懂音乐专业知识。为了帮助我扫清语言障碍，王品素老师就主动要求我先教她学藏语，这件事刺激了我要努力学习汉语，也让我明白了老师的良苦用心。1963年的一天，我偶然在校园广播中听到任桂珍演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立即产生了共鸣。我当时满怀激情地找到我的老师，要求演唱这首歌。在王老师的帮助下，经过刻苦练习，我终于在学院汇报演出时演唱了这首歌。老师看到我过了语言关，比我还兴奋！”

　　1963年，才旦卓玛演绎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录制、播放，顿时风靡大江南北，才旦卓玛的名字也因此家喻户晓。

　　有一件事可能鲜为人知，以民族音乐风格著称歌坛的才旦卓玛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曾尝试过唱流行歌曲。才旦卓玛说：“那是刚改革开放时，流行音乐开始流行。当时我还在西藏歌舞团，有人就建议，‘才旦老师，要不你也试着唱一下流行歌曲？’我就唱了一首邓丽君的歌，但是开头部分还不错，唱到后面，味道就变了，还是民歌味。为了这件事情，我还特别写信请教了王品素老师，问她，我到底能不能唱流行歌曲？她回信说，可以唱，但最好还是坚持为民乐做贡献，否则你就不是才旦卓玛了。在老师的提醒下，我更坚定了民族音乐风格这条路。”

心里单纯心态自然就会平衡

　　在新中国的音乐史上，才旦卓玛堪称家喻户晓、历久弥新的传奇巨星，而这传奇却是靠着她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走出来的。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才旦卓玛走遍了西藏的每个角落，都留下她的足迹和歌声。当年，才旦卓玛为边防部队演出，特别为海拔4000多米高的乃堆拉山口日夜守卫边防哨卡的战士们进行了专场演出。在演出的空闲，她还为边防部队洗衣缝被。面对这位久负盛名的歌唱家，战士们说：“才旦卓玛不仅把崇高的爱国主义真情和精神文明情操融合于美妙的歌声中，还融入到日常的生活细微中。在她的身上集中了藏民族朴实、善良、勤劳智慧等全部优秀品质，是我们边防部队永远学习的榜样。”

　　从1974年开始，才旦卓玛先后担任了西藏自治区文化局副局长、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等领导职务。身为杰出的民族歌手和文艺使者，她曾多次率领文艺代表团出访过世界各地，传播民族音乐，广受好评和追捧。1978年，西藏自治区歌舞团出访北欧五国，独具雪域魅力的音乐让北欧的观众目不暇接，大饱眼福。北欧各大报刊和媒体以“西藏艺术大放异彩”、“才旦卓玛的歌声轰动了北欧”、“西藏艺术引起巨大反响”，对才旦卓玛及西藏音乐艺术给予报道。

　　舞台上的才旦卓玛成绩斐然，但生活里的她却始终如一的保持着朴素自然、和蔼谦逊的生活状态。她说：“只要单纯一点，不要心理太复杂，心态自然就会平衡。”

　　时至今日，才旦卓玛始终坚持两个从艺原则，一是不收徒，二是不做商业广告代言。她说：“我与年轻演员们进行业务交流是有的，要收徒弟，我觉得自己的时间和能力都不够，怕误人子弟。不做商业广告代言，是因为我是党和国家培养出来的演员，我觉得要对广大观众负责，要回报的应该是国家和观众。这些年，常有企业出高价请我做商业代言，都被我婉拒了。”

　　谈及雷锋，才旦卓玛说：“雷锋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常的业绩，雷锋精神一直激励着我，演唱了《唱支山歌给党听》和《小小螺丝钉》，我深感荣幸。《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我已经唱了几十年，当年正因歌词是雷锋喜欢的诗，后谱成曲广为流传，时至今日早已家喻户晓。而在我几十年的演唱中，始终用这样一种精神激励着我把歌声献给人民。”

培养后辈是我的一个夙愿

　　在民族音乐的发扬光大及对外传播上，才旦卓玛可谓功不可没。

　　1994年，由澳门胡氏集团、澳门中天有限公司联合投资创立了“才旦卓玛艺术基金会”。在才旦卓玛的主持下，先后举办了两届“才旦卓玛艺术基金”颁奖晚会。通过优秀歌曲创作者和优秀歌手演唱大赛，发现并扶持了一大批西藏民族音乐的歌曲创作者和优秀歌手。对于这个艺术扶持项目，才旦卓玛说：“培养西藏民族音乐中青年优秀人才是我长久以来的一个夙愿，这个艺术基金的出现可以说是一个良好的契机。也算机缘巧合吧，1994年我们民族乐团出访澳门，澳门胡氏集团和澳门中天有限公司的老板很喜欢我的歌曲，也有意扶持西藏的民族音乐，于是他们投资创立了‘才旦卓玛艺术基金会’。这之后，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我们迄今举办了两届大赛。参赛人员不仅有全区的专业和业余的作者和歌手，还有外省藏族聚居区的优秀人才。这也算是我为民族音乐传承做的一点点贡献吧。”

　　近年来，才旦卓玛不但积极参加各类公益演出活动，为广大喜爱她的观众送上经典歌声。同时，年过古稀的她思想不僵化，也极为关注时下青少年的流行音乐发展，并先后参加了东方卫视的《美好时光》、深圳卫视《年代秀》等时尚综艺节目的录制，为时下的年轻观众送上经典民歌。此外，对于时下年轻歌手将传统经典民歌的重新演绎、全新翻唱，她也给予了更多的鼓励和支持。

　　才旦卓玛说：“参加一些时尚综艺节目录制，这也是继承和传播传统民族音乐和经典民歌的一个渠道。我不拒绝这种表现形式。我也完全不介意现在的歌手重新演绎老歌，只要不是随意改动，对老歌有尊重就好。老歌翻唱，也要跟得上时代发展才行，这是一种很好的民族文化传承方式。当然，民族歌手还是要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特色，没有民族特色，民歌就没有生命力！但无论是哪个民族的歌手，都应该具备开阔的音乐视野与文化视野。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打造民族流行音乐不能盲目，不能把自己的根子丢了，如果丢了根子你就什么也不是。西藏的原生态音乐非常丰富，还有很多好东西等着大家去挖掘。民族音乐的发展没有包装不行，但不能过度包装；要借鉴流行音乐的制作方法和打开市场的技巧，但不能完全走上‘流行’之路。现在很多民族音乐或多或少有向流行音乐靠拢的趋势。这就像是盖房子，不能全部都盖成了洋房，既没有特色，也不一定就适合居住的需要。”

事业成功离不开家人支持

　　才旦卓玛之所以能走上音乐之路，与童年时父母的开明分不开。她说：“当年我提出要参加西藏部队文工团时，父母欣然应允。”

　　才旦卓玛后来的音乐之路能步入辉煌，更是得益于她的丈夫在背后默默的支持和付出。才旦卓玛说：“我特别感谢我的老伴儿。我常年在外演出，工作很忙，家里根本都顾不上，家里的事几乎全要靠他一个人。当年，孩子刚出生没几个月，我就有任务出去演出，一走就是好几个月。他在家里几乎就又当爹又当妈。现在家里的家务活也都是他承担，家里的东西放在什么地方，我基本都不清楚。”

　　才旦卓玛的丈夫南加多吉很早就参军，在部队工作多年，后转到地方从事公安工作。才旦卓玛说：“我老伴儿是青海藏族，自小生活在海拔较西藏低许多的地方，这么多年来一直不适应高原缺氧环境。年轻时他不在乎，如今年纪大了，前些年身体就出现了问题，还引发高血压心脏病。有一次我正在广州录制节目，突然接到西藏打来的电话，说他发病住院了，我急得要命，真想赶快飞回去，可工作还没有完成，一旦半途而废损失非同小可。我当时只好一方面嘱咐孩子照顾好父亲，一方面对单位的帮助表示感谢，直至完成任务再往回赶。就这样，在录音棚里打起精神，如期完成了任务。回去一下飞机，我就直接去了医院，还好那时他的病情已经好转了。”

　　如今，老伴儿已经耄耋之年，演出和行政事务缠身的才旦卓玛每一次出门在外都时刻惦念家中，行色匆匆，归心似箭。老伴儿的健康是她最常说的话题：“现在他行动不方便，很少出门，于是我就给他买来各种健身器材和保健器材。他也经常看电视，看见里边有介绍什么足浴盆、跑步机啥的，就让给买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