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小时候的我对餐桌没啥印象，因为那个年代吃饭很少动炒勺。母亲在灶台上将煎饼烤一下，丢给小孩子一根咸萝卜条儿，便由着孩子边吃边玩。有时家里改善生活，母亲会在灶台上烤小干鱼，边烤边给我们讲旧时我们村小个子地主的故事：小个子地主会过日子，虽然家有良田，吃穿不愁，但他平日也不过吃煎饼就小鱼儿，将小干鱼卷在煎饼里，边吃边往下拉，一个煎饼吃完了，小干鱼还没动一口呢。母亲讲这个故事是侧面告诉我们，多咬煎饼少吃鱼。

　　我小时候的印象里没吃过几顿白馍，馋急眼了便央求母亲：“给俺蒸个白馍吃吧，馋死了。”母亲回：“留着白面盖房子时招待匠人，等新房子盖完了，再给你蒸白馍吃。”

　　那时我家住在四合院里，小小院子，住了四户人家。母亲为人敏感，在四合院待够了，急于批宅基地盖房子搬离是非之地。

　　那个年代，盖房子需要亲朋帮忙，不需要支付工钱，但一日三餐得管，当然得备酒备菜备白馍，所以房子还未盖，粮草先得备好。任凭我馋得哈喇子流成河，母亲也舍不得动家里的白面。

　　一次二哥和邻居小胖打架，二哥动手把小胖打了，父亲知道后，拉着二哥去小胖家道歉。小胖父母不仅原谅了二哥，还递给他一个刚出笼的白馍。二哥捧着回到家中，被父亲夺了过来，一掰两半儿，把大的一块儿给了我。二哥不同意，说白馍是小胖娘给他的，按说应该他自己独吃一个，看我是妹妹，和我平分就不错了。

　　父亲见二哥如此争食，将二哥手中的小半块儿白馍也夺了过去，又掰了一半儿给了大哥，说，家里按男女分配，你妹妹是半边天，就该吃一半，你和哥哥都是男孩，你俩分另一半。

　　那天我记得二哥攥着手里的一小块白馍，抹着眼泪走了。二哥比我大三岁，正是控制不住“馋”的时候。

　　后来新房盖好了，终于可以吃上白馍了，但煎饼还是主食，小麦卖了钱要贴补家用。

　　那时母亲摊煎饼赶集卖，我和哥哥还要早起来帮工——推磨。我最烦推磨了，围着磨盘像驴一样转圈儿，没完没了，累死个人。母亲出去卖煎饼，一斤煎饼换一斤玉米粒，另外再赚六分钱加工费。

　　常见乡邻在一起打赌时说，除非煎饼比白馍贵，我才信你……言下之意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儿。

　　后来生活条件好了，煎饼彻底退出了餐桌，连家家户户都有的磨盘，煎饼鏊子也都撤了，卖的卖，扔的扔。煎饼，家家都吃够了，留着这些工具也只是占地方。

　　没想到，几十年不吃，煎饼彻底翻身了，身价是白馍的几倍。母亲这辈人对煎饼情有独钟，或许味觉里对煎饼的味道有了记忆，隔段时间不吃便想念此物。每次买煎饼时都喊，太贵了，太贵了。喊完又说，也不贵，现在人工贵，再说摊煎饼是力气活儿，现在的年轻人谁下这个力呀！

　　如今，餐桌上大鱼大肉吃够了，人们的舌尖又开始“返祖”，吃煎饼吃野菜，但味蕾却是欢喜的。

　　改革开放四十年，单单餐桌上的变化就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原来认为天方夜谭的事儿如今活生生立在眼前。食物脱离了果腹的最初意义，开始讲究营养价值。小小煎饼的身份巨变，可以窥出劳动价值的提高，劳动人民的地位自然也上升了不少。

　　□马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