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协商能带来什么？

■因地区、企业和认识的不同，各单位落实协商制度的情况千差万别
　　■一个地区有农村、有集镇，有企业、有门店，推进协商要用不同方法
　　■企业在协商、门店在协商、行业在协商，协商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
　　工资集体协商是市场经济国家解决企业工资问题的一个通行的做法。与有些单位将工资协商拒之门外不同，近年来，昌平区百善镇总工会在当地大力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让工资协商进工厂、进车间、进班组，还让工资协商进村庄、进门店，其结果是在当地逐渐形成一种企业创收靠协商、员工调薪靠协商、劳资关系稳定靠协商、区域经济社会和谐发展靠协商的局面，各项事业都取得了新的成绩。

实地探访
　　薪酬增减摒弃“一言堂”
　　劳资共决带来产兴业旺
　　5月21日，记者在昌平区百善镇采访时发现，当地有两家企业的工会主席在为职工子女入学问题奔波。
　　“你们为什么这么关心职工的家事？”记者问。“这个小伙子是外地人，是业务骨干，我得把他留下。”百善印刷厂工会主席李红叶说。
　　百善镇总工会副主席丁志京说：“这些年的工资集体协商，职工工资上去了，企业效益增加了，企业、工会都不再为如何解决劳资纠纷等事情操心了。现在做这些事，看似题外话，实际上它也直接牵涉到职工利益。”
　　“我是2009年入厂的普工，开始时什么都不会，公司给我2000来元工资。这几年，公司工会每年都按技术水平、工作业绩、企业效益增长水平，和我们一起商量着怎么涨工资、涨多少。现在，由于我有了焊工本，工资一下子增加到4000多元，超过其他哥们一大截儿。”北京科林之星科技公司员工李中国说：“我是黑龙江人。公司工会谢国华主席帮我把孩子安排到百善上学后，我现在工作更安心了。”
　　“没有工资集体协商时，你们也有工资增长机制，职工照样能增加工资。后来，为什么不用了？”记者问。“我们之前用的是工龄工资增长机制。但这种机制有很多弊端，有鼓励职工混年头的嫌疑。”谢国华说，“由于它不利于长远发展，我们一直想改变它。”
　　“2002年成立工会后，我们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总经理郑福生先让工会征求职工意见，按公司营业额、销售额提出工资增长的比例。”谢国华说，“座谈中，职工们根据同行业、同工种的先进水平套算自己的工资，最后提出一个增资方案。可能是幅度高了，郑总当时不想接受。”
　　“可是，第三天，郑总就答复可以按销售额的10%递增工资。”谢国华说，“这个消息让大家很振奋，并使大家切实看到了企业与员工是同呼吸共命运、共进退的。当然了，职工觉得企业是个家了，就会处处为企业着想。在节约材料的同时，会在相同时间里干出更多的活儿来。”
　　“由于技术技能、工作效率与个人工资挂钩，工资收入又年年协商年年提升，大家干活儿和学技术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谢国华说，“目前，工人的收入普遍从2000元左右上升到4000多元，活儿多时拿五六千元很正常。”
　　“由于摒弃了工资增长机制中的资方老板‘一言堂’现象，虽然增加工资加大了企业成本，但企业的信誉和效益会更为突出。”谢国华说，“因为我们供货及时、技术过硬、质量有保证，像清华同方这样的大公司都找我们合作。我们的产品在酒仙桥、卢沟桥、清河等污水处理厂中被广泛使用，市场越做越大。”
　　丁志京告诉记者，目前全镇基层工会已涵盖单位752家，会员达到6290人。在协商方面，不仅实现了镇域内全覆盖，还出了一大批典型企业。其中，广灵公司还被评为市级先进。

　　恪守行业工资协定
　　效益差不减员不降薪
　　“涨不涨钱由老板定，完全看老板高兴不高兴。员工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一旦员工产生企业好不好与我没关系，这个企业就该糟了！”丁志京说，“要说一个企业自生自灭是市场经济竞争的规律，但站在全局或行业管理的角度，能挽救一批或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决不是坏事。”
　　“全镇现在有两大行业，其中，家具行业有家具厂、门窗厂60多家，印刷行业有28家企业。它们目前协商成功的工资增长幅度是：家具业按销售额的10－11%递增，印刷业按9%的营业额递增。”丁志京说，“如果遇到某个企业的工会主席在老板跟前说话不灵，镇总工会就出面把他们叫到一块儿谈话，查原因、找方案，最终落实集体协议成果。”
　　说起工资协商的重要性，百善印刷厂工会主席李红叶说：“我们厂是老厂，1982年建厂至今30多年了。全厂180多人，97%是百善村的人。厂里人数最多的时候是340多人，那时需要大量的排字工人。自从有了北大方正系统，解放了大量生产力，用工人数明显减少，工作效率显著提升。”
　　“效率提高了，工资当然得跟着涨呀！从这个月开始，我们计划按18%给职工涨工资。”    记者问：“这是工资协商的结果吗？”“肯定是。首先根据行业标准协商，然后根据本企业情况再次协商。”李红叶说。
　　李红叶说：“在百善卖菜一个村的销量能抵上跑10个村的销量。在百善村天天有市场，而其他村几天才有一个集。如果没有企业、如果没有工资，情况就不是这样了。”
　　“我的父亲就是厂里的工会主席，老板和职工都是乡里乡亲，如何正确处理劳资关系，如何保证企业快速发展？如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一直是他们老一代人琢磨的问题。”李红叶说，“看到他们让职工腰包越来越鼓，企业效益越来越好，我理解了其中的要义。2000年当选工会主席后，我天天想的就是如何让企业增效，员工增收。”
　　李红叶说：“有协议做保证，职工只要干得好就能涨工资。虽然这几年印刷行业效益不好，但我们面对挑战不减员、不降薪、不差钱，职工工资一直保持着稳步增长态势。各项福利、补贴也要及时足额发放。”

　　区域工资协议当标杆
　　化业主矛盾解就业难题
　　“当前，社会上仍有一些误解，以为工资协商就是涨工资，其实不是。实际上是劳资双方沟通的一个平台。通过这个平台，企业能了解职工的意愿，职工也能了解企业的情况。对企业和职工都是有好处的。”
　　丁志京说：“在做区域性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时，我们发现部分企业工资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企业增效不加薪，同一个村内各企业用工标准不同，各企业在用工旺季互挖人员等问题。”
　　对此，百善村联合工会主席、村党支部副书记梁立山有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在农村建工会的原因，往根上找还得说是由于工资待遇、工资纠纷引起的。”梁立山说，“前几年，我们村有几个纸盒厂的女主人，为招工对骂起来。因为，用工紧时，你给1500元，他给1600元，还有人给1700元。这样转来转去，谁也没招到人。结果又耽误了生产。”
　　“影响生产挣不到钱，这家说是那家使绊子搅黄了他的招工计划，那家又说是他家故意出高价儿把自己好不容易招来的工人挖走了。”梁立山说。
　　“可是，老这样做也不是事儿呀！行业协会就叫这几个厂的负责人凑到一起开会。遇到开会不来的，就不给他的厂子年检证书上签字盖章。”
　　后来，村里成立了工会，专门管理10人以下小微企业。“工会就是调和工厂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梁立山说，“一听说可以搞工资集体协商，我就把全村糊纸盒的、修自行车的、卖二手房的都召集过来，让大家共同商量一个全村统一的工资标准，这也算是最初的区域性工资标准吧。”
　　“这一招儿还挺好用。可能与市场结合得比较好吧，一开始工资定多少，我们都不说话，让老板跟工人谈去。谈低了没人来，谈高了老板不愿出，这样就取个中间值定下来。”梁立山说，“现在，我们村几个纸盒厂的钱，差不多定在2300元上下，修自行车、卖二手房的在2200元左右。”
　　“小企业流动性大，说走就走，说来就来。对于新进来的企业，它也要遵守约定吗？”记者问。“当然要遵守了。一个区域的工资协议，反映的就是这个区域、这个村庄的实际情况，在职工收入、生活成本等方面，同一个区域是趋同的。所以，新进企业都要按这个标准来。”梁立山说。
　　记者在上东廓村、东沙屯村、牛坊圈村听到和看到的情况与百善村基本一致。全镇13个村建立13个联合工会后，大家都认为，工资集体协商后，老板之间不再为招人吵架生气了，工人们也不来回来去跳槽了。随之而来的是，用工相对稳定，企业与企业、职工与职工之间比技艺、学技术的多了。

　　对话工会
　　工资协商应有理、有利、有节
　　记者：工会在为职工和企业服务过程中要一手托两家，您认为在工资集体协商中如何体现？
　　丁志京：职工是企业发展的支撑，要让职工成为企业发展的最大受益者，工资集体协商必不可少。
　　近些年不时会冒出“用工荒”，不能说与资本习惯了“一言堂”、不习惯在劳资对话的平台上通过谈判实现利益共赢没关系。这种“不习惯”让职工的劳动所得由老板一个人说了算，必然造成员工没有归属感。从而也造成一线员工辞职率高、无序流动频繁，无益于建立和谐劳动关系。
　　另外，少数企业并没有兑现或者变相不兑现最低工资的现象大量存在。一些用工单位通过搞变通，将加班加点工资、津贴补贴和福利待遇相加，看似是达到或超过了最低工资标准，实际上是远远未达到最低工资的。
　　而工资协商恰好搭建了劳资对话的平台，并且是在深层次上的交流。在这种情形下的互动、沟通、以诚相待，不仅可以化解误会，还可以起到凝聚人心、汇集智慧的作用。如果是这样，首先得利的是企业，同时，职工也受益。
　　记者：您对工资集体协商的感受是什么？
　　丁志京：要成功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健全的法律保障是基础，任何一份工资协议，都是劳动法规在企业内细化、量化的结果。因此，政策法律必须要有很强的操作性。
　　工资协商要与工会参与民主管理结合起来，利用联席会等机会收集、归纳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职工平均工资、企业工资指导线、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等数据，协商时要有理、有利、有节，既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又有进有退，适当妥协。当然，这需要一个敢于和善于突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工会领导班子。工会组织要理直气壮的突出维权职能，取得职工的信任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