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农民工来说，在因工致残尤其是重度残疾之后的最好结果是被认定为工伤。这样，其不仅可以按月领取伤残津贴，日后的生活也有了保障。可是，认定工伤的前提是其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在单位刻意回避这层关系的情况下，难度是很大的！

　　谢红果的丈夫张某入职4天即被摔成重度残疾，公司支付80余万元医药费后不再管他。此时，她想为丈夫认定工伤，但被上述问题困扰没能成功。不得已，她只能退而求其次，与公司谈判解决赔偿事宜。

　　可是，谈也不是想象中的顺利。在法律援助律师帮助下，公司迫于压力同意赔偿，并于近日向其支付200万元一次性赔偿金。

　　入职四天摔成重残

　　要求赔偿引发诉讼

　　谢红果说，她的丈夫是四川人，每年都要外出到建筑工地打工，靠打工的钱补贴家用。2016年2月26日，他俩经人介绍来到北京市丰台区一个产业园科研楼项目工地。

　　项目部安排他们俩从事钢筋工工作。入职第4天，即2016年2月29日晚上，张某在工作时从电梯通风口负一层掉入负三层。

　　“从七八米高的地方摔下去，受伤一定很重。”谢红果说，她丈夫被人抬出地面时仅剩一口气了，后经右安门医院救治保住了命。医生的诊断结论是：脑挫裂伤、脊髓完全损伤、四肢瘫、大小便功能障碍。

　　“一个大活人突然变成这样，我心里着急但没办法。”谢红果说，一开始，公司天天派人到医院看望，并积极支付医药费、护理费，关心病人的生活。过了一段时间，张某的病情稳定了，公司就没人来了。

　　“公司没人来，我们可以去找他们。”谢红果说，公司累计支付819792元医疗费后，她再也要不出来钱了。而张某的病还没好，还在医院等钱花。

　　经查询相关法律规定，谢红果了解到：无论是要求工伤赔偿，还是按人身损害赔偿，诉讼时效均为一年。超过这个时效，法律就不再保护了，再告状法院也不会支持。

　　于是，谢红果先试着与公司谈工伤认定，被拒绝后又开始谈一次性伤残赔偿。就在工伤认定期限将满一年时，她继续与公司协商谈判的同时，准备去申请劳动仲裁，确认张某与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为工伤认定做准备。

　　尽管仲裁告错单位

　　对方仍然同意和解

　　“在与公司协商时，公司一直拒绝赔偿。实际上，如果公司同意调解让我拿出一个赔偿方案，我还真拿不出来。”谢红果说，究竟应由公司赔偿什么、依据哪个标准、依据什么政策法律规定，她均说不清楚。

　　到仲裁委申请仲裁时，立案窗口的工作人员刚问几句话，谢红果就答不上来了。此时，她觉得要打赢这场官司必须请律师帮忙。

　　经人介绍，谢红果来到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求助。值班律师张洁接受了她的咨询。

　　张律师了解到张某的受伤情况后，受中心指派免费为其提供法律援助。

　　通过查询建委网站，张律师找到了涉案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同时查询到张某所在公司的名字叫三砫建筑劳务公司，张某所从事的工作正是该公司从施工单位分包的工程。

　　找到了用人单位就可以申请认定工伤了。可是，张某与公司没有签订劳动合同，需要通过仲裁确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为此，张律师代张某起草了仲裁申请书。

　　在丰台区仲裁委，立案窗户工作人员告诉谢红果，三砫公司是河北省的一家企业，其在石景山区有一个分公司，应该到石景山区申请仲裁。

　　谢红果到石景山区仲裁委立案时，距离张某受伤的时间已经满一年，而其持有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分公司与本案有关。尽管如此，张律师仍打算按程序往前走走看。

　　3月22日，仲裁委开庭审理本案。分公司聘请两个律师出庭应诉，仲裁员让其发表代理意见时，对方主张其在北京地区没有承接任何工程，也没有招用过张某等员工，至于公司与张某是否存在用工关系，分公司不清楚。

　　张律师见此情况，建议谢红果撤诉，去丰台仲裁另行申请与三砫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可是，谢红果不同意。

　　张律师询问原因，谢红果说，她和丈夫张某从事的工作，实际施工负责人是一个吴姓老板，为张某支付医疗费的也是这个老板。至于三砫公司，它很可能是个空壳。

　　“这里的诉讼会影响到我和吴老板此前的谈判，吴老板知道他做的事情见不了光，怕被住建委、安监局等机关和他的上级公司知道，所以，我想借这次诉讼拖一下时间，等裁决后双方还不能和解时再去丰台区申请仲裁。”谢红果说。

　　张律师觉得谢红果说得有道理，就同意等等看。

　　等了一段时间，张律师与分公司律师取得联系，问单位对此事的态度，对方约其于4月7日面谈。

　　见面时，分公司律师在场，吴老板也来了。

　　张律师问对方律师究竟代表哪家公司，对方一直不予明确。对于谢红果提出的和解愿望，对方律师和吴老板表示同意。

　　再次仲裁促成和解

　　员工获赔二百万元

　　在商谈过程中，谢红果提出由吴老板和公司赔偿380万元，吴老板认为太高，最多只能给100万元。

　　由于双方均有律师在场，吴老板提出让张律师解释一下赔偿数额问题。

　　张律师说，双方提出的赔偿数额之所以相差巨大，原因有三：一是以什么标准计算伤残赔偿。由于张某的伤残程度已经达到一级伤残标准，所以，应当按照这个标准进行计算。

　　二是参照什么标准计算其他经济补偿。如果按农村标准计算，钱数就少一大截儿。而张某的赔偿标准不应按农村计算，应按城市居民标准。这是赔偿数额较高的又一个原因。

　　三是考虑不考虑张某的过错。公司认为张某未尽注意义务，在有灯光照明且洞口的醒目标志的情况下掉到底层，其应对自己负伤承担一定的责任。

　　张律师认为，张某提出的赔偿请求，无论赔偿项目还是计算标准都不是想象的，是有充分的政策法律依据的。其一，根据国家制定的《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相关规定，四肢瘫、肌力3级以下就构成一级伤残，综合看一下张某的实际情况，他完全超过了这个标准，应当按照一级伤残对待。如果公司对此有异议，双方协商选择鉴定机构去做伤残鉴定。

　　其二，张某受伤之前一直在城镇工作和生活，故其赔偿标准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而不是农村居民标准。

　　其三，张某是在工作过程中受伤的，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工伤是不应考虑过错比例的，实行的是无过错原则。也就是说，员工所受伤害是不是工伤，不考虑是否存在违章操作等错误，只要是工作时间，在工作岗位，因工作受伤，即属于工伤。因此，公司要求其承担过错责任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是错误的。

　　听完张律师解释，公司律师说需要回去汇报，如果没有问题马上对张某进行伤残鉴定。

　　可是，等了很长时间，公司没有回音。此时，在石景山区的仲裁结果出来了，驳回张某的全部仲裁请求。

　　为了尽快进行工伤认定，张律师马上起草好新的仲裁申请书，让谢红果当天去丰台区仲裁立案。同时，让谢红果主动联系公司律师，确认公司是否还有和解的诚意。

　　又等一个月后，吴老板主动联系谢红果说，公司收到了丰台区仲裁委通知出庭的电话，并说公司知道仲裁委受理本案后批评了他，让他尽快妥善处理纠纷，避免形成不良影响，影响公司在北京地区开展业务。

　　对于张某的伤残鉴定问题，吴老板表示：公司决定不用鉴定了，直接谈赔偿数额即可。

　　为了促成和解，谢红果听从张律师的建议，将最低赔偿数额确定为200万元。在第二次谈判时，吴姓老板作为甲方，在公司律师陪伴下，与作为乙方的张某及谢红果、张某的母亲达成协议。

　　协议约定：此前已垫付的张某的医药费及生活费用等共计819792元，作为人道救济费用无需乙方向甲方返还。甲方向乙方一次性支付后续费用200万元整。双方签字后协议生效。协议生效10日内，甲方履行完毕。

　　9月15日，谢红果收到了吴老板转来的200万元赔偿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