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语”救命

　　佐证好人有好报

　　□韩睿

　　好语或者说问候语也能救命，你知道吗？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简短却动人心魄，在朋友圈里不胫而走，被刷爆。

　　一位女士在一家肉类加工厂工作。有一天，当她完成所有工作安排，走进冷库例行检查。突然，一个不幸的时刻，门意外关上了。她被锁在里面，淹没在人们的视线中。虽然她竭尽全力地尖叫着，敲打着，却没有人能够听到。五个小时后，在她濒临死亡的边缘，工厂保安最终打开了那门，奇迹般地救了她。

　　后来她问保安，怎么会去开那扇门，这不是他的日常工作。他说：“我在这家工厂工作了35年，每天都有几百名工人进进出出，但你是唯一一位每天早晨上班向我问好，晚上下班跟我道别的人。今天，你像往常一样来上班，简单地跟我问声‘你好’。但下班后，我却没听到你跟我说‘再见，明天见’。”

　　于是，保安决定去工厂里面看看。“我期待你的‘嗨’和‘再见’，因为这话提醒我，我是谁，使我非常开心。没听到你的告别，我知道可能发生了什么事。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工厂每个角落寻找你。”

　　故事让人感动，让我思绪飞扬。只是每天上下班的两句问候语，就让保安感到了尊重，感到了快乐，让他从心底注意到了芸芸众生中也许并不漂亮出众特别的她并记住了她。也就因为一句问候语的缺席，让保安在期待中感觉到了诧异不安并开始寻找她。于是，平时一句问候语，让她在濒危之时获救。

　　我首先想到的是，好语也有好报。这从根本上诠释，就是好人有好报。因为只有好人，才会有好语，从这位保安的记忆，有持续35年的好语。

　　好语缘于修养。可以肯定地说，一个人能够自觉地习惯地用好语问候别人，缘于良好的家教社教产生的修养，重要的还是自己修炼的结果。毫无疑问，每个人不一定都能受到良好的家教，但国家实行九年义务制教育之后，只要读书，就一定会受到良好的教育。教育能否成为修养，则需要个人的点滴培育。所以，一个人是否厚道善良，不仅能从他的举止上得到展现，也会从他的语词中自然流露。这叫情不自禁。

　　好语让人温暖。同样是一句话，一句好语让人受用、开心、温暖。好语不仅文明、道德，还体现尊重。从某种意义上，一个曾被人定义为九流之末流的保安，在一些人眼里根本不起眼，甚至还会受到歧视。而偏偏是这位女士，在几百人熙来攘往的上班族中，每天都照例要早晚各一句问候。那问候很普通，很常规，甚至很老套，但是因为体现尊重，让人温暖，成了一个保安的期待。由此可见，一个人说句好语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说好语。

　　好语也是甘霖。甘霖是什么？是好雨，是春夜喜雨。这使我想起了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这首诗：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一场好雨，可以让久旱的禾苗得到浇灌，茁壮成长，五谷丰登；一句好语，也是甘霖，可以让人的心灵得到滋润，受到濡染，进而善善相因，激发正能量。从另一个角度讲，生而同声，长而易俗，在善的族群里肯定滋生善，在恶的环境下也会染上恶。

　　这是我对上述故事的解读。即使不为获救，为了自己的还有别人的快乐，让我们都来说好语吧，就从每天的问候做起，不要吝啬。当然，好语也要好说，否则也会伤人。这是另一个问题了。

 

　　我和收音机50年的情缘

　　□周家俊

　　对于读书写作的人来说，收音机是不可缺少的伙伴，它就像一位良师益友。茶余饭后，孤寂时，始终与我相守；挫败时，给我精神上的慰藉，是收音机陪伴我度过了一个个孤单又寂寞的日子。听音乐，在音乐中做事情、想心事；听小说，跟着主人公一起欢笑一起哭泣；听“百家访谈”，特别是孔子的《论语》和庄子的《逍遥游》，让我受益匪浅。

　　我是从1968年开始听收音机的。当时我家住辽宁抚顺，家中就有台收音机，父母亲管它叫“戏匣子”。1971年，我们从辽宁省抚顺市迁回山东省聊城市，母亲把“戏匣子”用棉被包了起来，“戏匣子”跟着我们，越过千山万水，来到山东老家。当时农村贫困，十里八村没有收音机，听说我家有台“戏匣子”时，十里八村，左邻右舍都纷纷前来欣赏、观看，听里面的戏曲节目，特别是老年人，爱听样板戏。年轻人爱听刘兰芳的评书，单田芳的评书。

     1976年12月我应征参军入伍，临走时，二姐知道我爱听收音机，托人从县城里花了8元钱给我买了一台小收音机，它伴随我在部队走过了5年的军旅生活。训练中再苦和再累，只要我听到收音机里的优美歌声，温暖有感而生。

      记得刚到部队时，我不愿意和战友交谈。因为个个都不认识。后来，我尝试着和别人接触、交流，和战友们一起谈新闻、评电视剧、聊娱乐圈，和战友与驻军老乡的孩子一起猜谜语、做趣味答题和学唱歌。渐渐地，我的心情和性格发生了一些变化，比以前爱说话了，也比以前爱笑了。

      在收音机的帮助下，我学会了用一种平和的心态去接受和适应自己的生活。我开始用一支稚嫩的笔和一颗尚未成熟的心去捕捉生活的点滴，记录岁月的印记。如今，我和我的文字慢慢获得了大家的认可。而我，依然喜欢静静地守在收音机旁，聆听别人的故事、体会别人的心情、斟酌自己的情感，让我和收音机的这份情缘一直延续……听广播让我耕耘不辍，近40余年发表稿件千余篇，并有多篇获奖。我从1973年上中学的时候，就给杂志社投稿。记得我写的小小说《书》和诗《桃花》同时发表。参军时在云南昆明某部服兵役五年，给军报投稿发表作品200余篇。1979年2月参加中越反击作战，战斗中左耳受伤，仍坚持写作，发出大量的新闻稿件。后来回国后，经过半年时间耕耘，创作出反映中越反击作战的作品：《火红的木棉花》、《麻栗坡英雄泪》、《红河英雄祭》。

      如果有人把吃、喝、抽视为生命中不可少的内容，我真的把听广播读报写作视为生活的一部分。那份他人不能占据的苦乐，给我一种充实的快慰。

“我有两大爱好，一个是写作，一个是听广播。”我经常一人在工作室里搞创作，收音机就是我的陪伴，50年相伴不离不弃。

 

　　晒晒我家的全家福

　　□吉文兰

　　这张照片是前年大年初一早上拍的。大年初一早上，我和老公一起回家陪老爸吃新年的第一顿早餐。

　　当时到了家，年迈的父亲还在床上躺着呢。看到女儿回来，父亲满心欢喜，连忙起身招呼我们。我的母亲去世的早，侄女也已经嫁人，平时家里只有年迈的父亲一个人。哥嫂也是只在过年之时，单位放假了，才会回来陪父亲。而我这个做女儿的，却为了自己的生意，忽略了老人家的感受。想到这里我果断决定，那年春节不营业，在家陪着爸爸过大年。于是过年时，老公给我与父亲还有哥嫂一起拍了一张全家福。

　　没有想到的是这张照片成了我们最后的合影。也就在那年，父亲跌倒了，从此一病不起，后来离开了我们。

      猴年春节临近了，看见这张照片我就觉得父亲从未走远，满心感激。

 

　　一本社员证

　　□张升平

　　我有很多证件。它们有的是证明我公民身份的；有的是证明我执业资格的；也有一些纯粹是为体现我兴趣爱好的，是在一些群众团体领到的“休闲”证件，比如一本“绿叶文学社”社员证。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几乎每一个乡都有文化站，每一个镇都有文化馆，每一个文化馆都有文学社团。

　　当时负责我们乡文化站的是王洪雁老师，是我的学兄。他知道我平时喜欢阅读，所以就在我完全不知晓的情况下，把我推荐到了镇文化馆。于是，我被动地成为了文化馆刚刚成立的“绿叶”文学社的一名社员。当时，我很诧异，也有一种莫名的紧张和得意。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几个来自各行各业老老少少的“文学人”，围坐在镇文化馆阅览室的一个长桌四周，举行了一个“绿叶文学社”成立大会，镇文化馆馆长还请来了市作协的一名老作家前来助兴，老人给我们这些“文学新军”作了一个关于如何进行文学创作的生动演讲。我对文学热爱了那么多年，不过像这样和作家面对面还是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