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怀
2015-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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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北京掌灯人的亲情接力
□本报记者 张江艳
从自行车到大板车再到敞篷大解放，直到现在的工程车，宋家三代人见证了路灯工作中的各种变迁、发展。三代路灯人的接力，背后是一段长长的真情故事，他们用行动诠释着电力人共同的承诺“你用电，我用心”。
上世纪80年代，宋晓龙的爷爷从北京路灯队退休，父亲正式接班成为一名路灯人，2003年，宋晓龙来到北京市城市照明管理中心，成为第三代掌灯人。三代路灯人的接力，背后是一段长长的真情故事，他们用行动诠释着电力人共同的承诺“你用电，我用心”。
爷爷宋志龄：
路灯队一辈子练就“活地图”
宋晓龙的爷爷宋志龄已经去世20多年了，但爷爷与路灯队的故事一直在宋晓龙的脑海里，那是他小时候爷爷告诉他的。
爷爷十几岁就开始负责路灯工作了。那时候还不叫路灯队，最早时候还没有电灯，在皇城周边的街巷点的是煤油灯，天快黑时派人出去点亮，早上天快亮时再去灭。宋晓龙只听爷爷讲过却没见过，“那种灯只在一些老电视剧中见过”。
建国后成立了路灯队，煤油灯改成了电灯，爷爷在那一呆就是几十年直到退休。换灯泡、架线、检修，什么工种都干过。“那时候家里边穷，孩子又多，爷爷出去干活很辛苦。每天晚上要去修灯，天蒙蒙黑就出去了，骑着大二八自行车，前面车大梁挂两个兜子，装着保险丝、螺丝等小东西，车后两边挎带两副脚扣，一大一小，车后座架上放两盒灯泡，晚上去责任区转，每天都这样，每天晚上12点多才能回家。那时候爷爷的母亲每天等她回来，给他热饭，爷爷一晚上干活没吃饭。”这样的工作场景深深地印在了宋晓龙的脑海里，路灯工作，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辛苦。
宋晓龙记得，路灯队给爷爷起了个外号，“活地图”。“爷爷退休前是在修理班，那时候他负责接听市民报修电话，然后给外勤人员指路，找不着地的都问爷爷，他都能准确指出位置，几十年的工作，爷爷大街小巷都认识，长在脑子里了。”
父亲宋春生：
出去查线带野果回家
宋晓龙的父亲宋春生是前几年刚刚退休的老路灯人，和爷爷一样，在路灯干了一辈子。父亲当年初中毕业以后正赶上上山下乡，返城以后路灯队招人，于是爷爷退休父亲接了班。
宋晓龙记得父亲跟他说过，爷爷在退休前跟父亲说过一句话，“你父亲在路灯队干了一辈子，一直踏踏实实，兢兢业业，你一定要珍惜这个工作，好好干！”
正是因为这样的嘱托，父亲自打到路灯队的第一天起就一心扑在了工作上。宋晓龙记得，那时候自己才八九岁正上小学，总感觉自己的父亲跟别的孩子的父亲不一样。“父亲开始干的是晚上修灯工作，白天在家，晚上不在家，跟别人正好相反。干了几年后，虽然调到白班岗位上，但还是闲不住，周六日不在家。”
尽管因为工作忙很少有时间陪自己，宋晓龙儿时的记忆也有美好的画面。“记的每次父亲出去查线，也是骑自行车出去，那时候可以坐公交车但是不太方便。每次回来，父亲都会用白手套兜回野枣、山核桃给我和妹妹吃，有时候还给我逮知了和大蚂蚱，也放到手套里。当时父亲像变戏法一样把它们拿出来，那时候我就特别特别高兴。”
我宋晓龙：
脚踏实地传承路灯精神
连宋晓龙自己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会和爷爷、父亲一样，来到路灯工作。受父亲影响，小时候就对电好奇的宋晓龙初中毕业后考取了供电局技校，学的也是电工。毕业分配后，宋晓龙没有去路灯队，而是去了别的单位。2003年，原来单位与其他单位合并，宋晓龙面临选择，是继续留在原单位还是去路灯队，在父亲的支持下，对路灯队具有特殊感情的宋晓龙来到了路灯队工作。
宋晓龙依然记得，自己刚来时父亲就嘱咐他，“既然来了，就要干出样来”，这也是宋晓龙早在心里对自己说了无数遍的话。
13年来，宋晓龙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了突出成绩。他先后担任运行低压带电检修二班班长、党员服务班班长，其主要负责中轴线以西，三环路以内，大约5万盏路灯。每次出去修灯，老百姓都热情地跟他打招呼，有的老人就见证了他和父亲两代人的修灯工作，颇为感动。
工作成绩的背后是宋晓龙对家庭的亏欠。像爷爷和父亲一样，对自己的爱人和孩子，他没有时间陪伴他们，甚至每天都和儿子说不上话，“晚上下班12点多到家，孩子睡了，第二天孩子上学了我还没起呢，下午放学前我已经上班了。”在这一点上，宋家三代电力人惊人的一致。宋晓龙说，这也是路灯工作者的工作状态写照。
现在宋晓龙走上了管理岗位，担任城市照明管理中心运行管理中心副处长，但每天，宋晓龙还是会到一线去工作。退休在家的父亲经常会跟他探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从自行车到大板车再到敞篷大解放，直到现在的工程车，从人工挖掘杆子坑到机器化十分钟搞定，从自带干粮到蹿壶热饭、盐汽水再到统一订购快速送达的盒饭，宋家三代人见证了路灯工作中的各种变迁、发展。三代电力人在“路灯”的传承，宋晓龙总结贯穿其中还有一种积极的精神力量。爷爷、父亲都是特别老实、厚道、敬业的人，这也深深影响了宋晓龙，他自己有个座右铭：“踏踏实实做事，本本分分做人。”
青春岁月
歌声悠扬
□亚飞
记得那是1964年的秋天，我所在的青岗一中率先成立民族乐队，我们初中学年组的二十几名同学有幸融入这一框架之内。
下乡后，我所在的三新场成立文艺宣传队，搜寻乐器成为热点。平时没事的时候，我们几个就凑在一起，有弹有唱，寻觅忙中求乐，苦中含甜，进而渲泄情感。不过也有好事。我在乐队中拉二胡，当时乐队拉二胡的人很多，在下乡的地方是美差，10多个报名的人最后只留两个，我入选了！在文艺队不用干农活，还挣双倍工分，还能和兄弟联队演出，心里美滋滋的。
一张曝光的照片
□张升平
二十年前，我们学校有一位马老师，家也住在农村，土气的穿着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但因为马老师有一架连我们校长都买不起的照相机，所以他理所当然地受到同事们的尊重。每当学校要举行什么活动，校长都要先和他研究研究……每年到了毕业生要离校的时候，毕业照就由马老师代劳了。清明节后的一天，马老师悄悄地对我说：“你买的那卷胶卷还可以再照一两张，我给你照张相吧！”于是留下了这张照片。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儿子也已经三十岁了，但我喜欢的，还是这一张有点曝光的照片！
